评雷颐《传统也有“发明”的》
评雷颐《传统也有“发明”的》
王怡
雷颐此文的这个概念来自英国人兰格的《传统的发明》，此书描述了英国的传统，尤其是君主制传统是如何在历史中被制定和演进出来的，也就是如何被发明出来的。这里的所谓发明也就是哈耶克的自发演进之意。是指在保守主义的基本心态下，尤其是在尊重先例、尊重在先权益和传统价值的英国法治传统中的，一种开放性的、不需要舍弃和毁灭传统的演进方式。美国的宪法判例，哪一个不是“发明”出来的呢？但这里的“发明”恰恰是保守主义的，和在先原则，和理论、历史和统治的连续性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忽略作为发明背景的传统，在这个譬喻中片面强调“发明”的创新性，而且借用在中国一百年激进主义语境下“发明”一词所暗含的激进、颠覆与崭新之意。就恰恰扭曲了“传统的发明”这一命题的意义。
所谓演进当然是要进，也就是要发明。但发明却有两种，一种是在舍弃和摧毁传统的前提下去发明。一种是在尊重和保持传统之连续性的前提下去发明。所谓保守主义不是反对变革和发明，而是主张第二种发明。
正因为很多人误以为保守主义就是不要进步，要一切维持现状。哈耶克才说自己不是保守主义者。按照雷先生对保守主义的这种潜在的解释，我看在读经争论中的任何人都是避之不及的。连蒋庆都会说我才不是呢。因为哈耶克非常强调制度变迁是可以强制进行的。其实蒋庆也相信这一点，不然就不讲所谓王道政治了。
而五四以来的政治激进和文化激进，恰恰是第一种的发明，这使现代史的基本梗概，就是一百多年来，整个社会从政治到法律、从文化到社会，平均每十年就翻天覆地一次。这是一个发明传统的故事吗？这是完全舍弃和彻底摧毁传统的，一个发明狂的故事。
所以应该这样说，只有在尊重传统的前提下，“传统也有发明的”。但在全盘摧毁传统的激进主义之下，发明就像一个多米诺骨牌，所谓不断革命，就是不断的发明。因为你已失去了去中止继续发明的标准和力量。你没法告诉大家“发明”到此为止。毁灭传统，就毁灭了形成传统的方式。
所以雷颐这篇文章没什么针对性，而且容易导致误解。因为文章对一种尊重传统的发明之道，缺乏同情。他要反对的无非是某种极端顽固的、反对一切变革的保守主义。但这种所谓保守主义似乎却只存在于理念的假设中，并不存在下当下的争论语境。在今天的中国，没有人不想给未来发明点什么。不想的人就不说话了。连蒋庆和共产党，都在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呢。大家无非想发明的东西不同，各有各的产品，各有各的现实含量和乌托邦成分。
2004-10-24
附原文：
传统也有“发明”的
南方周末 2004-10-21 11:52:20
□雷颐
编者按：本版今年7月曾刊发由读经运动引发的文化保守主义的专题讨论，引起广泛关注。作为讨论的一种深入，本文作者、著名近现代思想史学者雷颐先生为我们辨析了新观念－反传统－新传统的“传统”生成过程，指出“没有传统的改革就没有文明的演进”。我们认为，尊重、学习传统是智识的必需，而认为传统至上，不可改变、更新、拓展，则属蒙昧。目前的文化困境在于前者不足，而后者有余。
传统是悠久的，是以往生活、智慧的点滴积累，当然应当敬重。但传统并不是也不可能是不能改变的，因为许多传统本身也是“发明”的，只是久而久之这些“发明”也就成了“传统”。
例如在土耳其的现代化历史中，基马尔厥功至伟，被称为“现代土耳其之父”，因他在20世纪20年代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使土耳其发生了深刻变化。当时为表明改革的决心，他曾激烈地禁止戴传统的圆柱形土耳其礼拜帽。许多人认为这一禁令违反“传统”，因而引起强烈反弹，一些地方还发生骚动，引发血腥事件，一些人甚至因此被处以绞刑。本文不拟也不必分析这一禁令是否得当，只想指出一个引人深思的事实，即被一些人为保卫“传统”甚至不惜“以身相许”的礼拜帽，引进土耳其其实也不过才百年时光，是马赫默德二世在19世纪30年代作为一项取代穆斯林头巾的改革措施“发明”的，当时也因“反传统”引起激烈反对。只百年时间，多年媳妇熬成婆，“反传统”的礼拜帽就演化成了“传统”。
同样，清末民初国人的“剪辫子”也曾遇到一些人的激烈反对，认为违反“传统”。其实，“辫子”也不过只有二百余年的历史。清王朝建立之初以“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武力强迫汉人剃发留辫时，许多人也因其“反传统”而激烈反对，一些地方甚至因此血流成河。然而只二百年时间，也是多年媳妇熬成婆，“反传统”的辫子也演化成了“传统”，甚至成为让一些人难以割舍的“民族特征”。
科举制度往往被人称为与“四大发明”相并列的伟大“发明”，从隋文帝的初创到清末1905年的废止，历经一千三百余年，可谓悠久。但与此前漫漫岁月没有科举，而以血统、举荐等选拔人才的更为悠久的“传统”相比，科举的“传统”则要短得多。当科举制被发明出来时，无疑是对以往“无科举”的悠久传统的破坏。可以说，科举制度是当时人的理性创造，而且还被其他一些国家效仿。而这种效仿，也是一种理性选择，是引进“他者”
的制度而对“本土”制度习俗的破坏。
中外历史上这种传统的“发明”，可谓比比皆是，数不胜数。事实说明，无数传统能够而且一直在不断的改变、变动之中。对此，十分重视传统的现代奥地利思想家哈耶克有过精彩而深刻的阐述。不错，哈耶克的著作主要是针对人们“理性的自负”，针对那种认为可以任意、全盘反对、破除传统的思维和理论，因而论述了传统的重要和人们应对自己理性的限度有清醒的认识，但他绝非现在一些以他的理论来为传统作强烈辩护的人所理解的“传统至上”的保守主义者。他确实强调文化、社会“自生自发的演进”，但他认为能“自生自发演进”的社会原型只是历史的偶然，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或地区而言，文明之进展始终是“外部影响的结果”，那些经由先发达国家耗费大量经费、时间、精力等而形成的无偿赐予性知识，则使那些后发达国家能够在耗用远比此少得多的代价的境况下达致与发达国家同等的水平。尽管“后发”国家可能不具有自生自发性进步的条件，但只要有一些国家在领先，那么所有的后发达国家就能够随后继起。简言之，在社会进化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是经由模仿成功有效的制度和习惯与作出的选择，对“后发”国家来说，这种对他人的模仿实即对自身许多传统的变革。他还认为，文明演进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新观念一开始总是由少数人提出，后经广为传播而为多数所采纳”。现在以哈耶克为传统辩护、严厉批判五四新文化运动者也应反思一下，五四思想家是否即这种提出新观念的“少数人”。
可能是担心或料到自己必定会被人误解，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一译《自由宪章》）即以“我为什么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为其“跋”，以此作为结尾，的确意味深长。在这最后部分，他对自己的学说作了高度概括分析，从学理上厘清自己与“保守主义”许多方面的本质区别。他指出：“保守主义者的态度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恐惧变化，怯于相信新事物”，而他的立场“则是基于勇气和信心，基于一种充分的准备，即使不能预知变化将导向何方也要任它自行发展”。在给全盘反传统论、“理性建构”论以“沉重打击”的重要论文《建构主义的谬误》的结尾，哈耶克仍恐被误为“保守主义者”，因此明确写道：“我不得不即刻提请你们注意，你们当中的保守主义者，尽管在此刻之前一直感到欣喜不已，但是现在却很可能要感到失望了，因为从我在上文中提出的种种观点中得出的恰当结论根本就不可能是这样一种结论，即我们会极有信心地接受所有传统和旧有的价值。当然，它更不可能是这样一种结论，即人类社会生活中会存在一些科学不予质疑的价值或道德原则。”他确实注重知识的传承，但同样注重知识的传播，而“新知识”的传播往往引起“传统知识”的变革，而且，没有传统的改革也就没有文明的“演进”。
当然，人们完全可以不赞同哈耶克的观点，但如果赞同其学说并以此为传统辩护，就不应将其“误读”成一个他避之惟恐不及的“保守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