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之死

赵紫阳之死

王怡

一枚擦身而过的鱼雷

赵紫阳先生的死亡。不是一个瞬间，而是一个事件。一个从去年冬天开始，可能持续至今年清明，并可能与今年的“六四”纪念相粘连的政治事件。甚而至于，作为一个附时间的、一定会发生的事件，“赵紫阳之死”早在数年之前就开始了，人们预订、预期或预购了这一事件。因为人们早就知道，被软禁的赵先生将对中国政治现实发生的最后一次影响，就是他的死亡。

其实，多年来我们都在等待这一事实。这个等待对赵紫阳来讲是残酷的，因为它具有一种将赵紫阳先生非人化的倾向。但这不能怪民众的政治功利心，这是一个党治国家注定的悲剧。从正面说，一个极权主义政治中的领袖，连死都能影响国家的命运，更何况他活蹦乱跳、搔首弄姿的时候。从负面说，一个党国领袖，连他的死都不属于他自己，而是一种公共物品。即便是被软禁的异端领袖如赵紫阳，亦是如此。

纵观两千年国史，甚至从未有一个人的死，像赵紫阳这样，在多年之前就被朝野内外赋予如此多、如此漫长的政治期待、设想和顾虑。我至少在5年前，已听见有朋友讨论 “赵紫阳之死”这一政治期货的行情。十几年来，随着赵紫阳身体健康状况的零星消息逐年增多，关心中国政治前途的人们，都怀着一种善意，一希望赵先生争气，寿比南山，不要死在江泽民等人的前面。二希望赵先生能死在一个最恰当、最有希望的时刻，足以成为大陆政治转型的一个契机。人们的想法的确是功利的，就是希望积累在赵紫阳身上潜在的政治资源和品牌，不要泥牛入海、白白浪费。人们的想法也是奢侈的，希望“赵紫阳之死”这5个字发生核聚变，成为推动政治改革的原子弹，就像当年周恩来、胡耀邦等人的死亡事件一样。

这种期待本身，就是极权主义政治的一种循环产物。人们不敢期待一个活着的戈尔巴乔夫，于是转而期待一个死掉的戈尔巴乔夫。意识形态统治的特征之一就是死人统治活人，儒家的传统亦是如此，所以人们等着赵紫阳的死，因为只有死亡才能将赵紫阳的政治力量释放出来，只有当赵紫阳进入先贤祠，“入土为大”，才可能脱离被软禁的边缘化地位，重新高于一切活着的党国领袖。也使“赵紫阳”三个字成为当政者脑门上的一句咒语，或一台龙头铡。

极有可能，这也是赵家甚至赵紫阳本人的一种期许。因为在这种政治下，除了死，你已没有别的武器，没有别的翻身仗可打。它给一部分对中国政治前途持悲观立场的人，带来一种颓废中的积极姿态。人们这样想，在可预料的未来，至少有一件事是可以期待的，至少有一个机会是肯定要来的，那就是“赵紫阳之死”。

但这种炒股式的期待心理，却显得如此沉重、悲哀和缺乏可操作性。它只能使期待者和被期待者都勉为其难。“死亡政治学”有可能是一种机会，但更有可能是一种阴影和负担。“赵紫阳之死”可能是一枚原子弹，但更有可能只是一枚与我们擦身而过的鱼雷。

一桩世界性的丑闻

“六四”其实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广场上的民主运动，一是中南海内的政变。与前者相连的是赵的开明，它使赵紫阳的个人历史巅峰定格在他现身广场的一刻。而与后者相连的则是赵的柔顺。仅仅因他的推枰认输，才使一场颠覆最高权力的政变获得了表面上的合法性，使中共的政统不至于断裂。因此赵紫阳之死也有两重反应可看，一看民间社会对89民运及80年代赵紫阳推动经济与政治改革的悼念。二看凭“六四”政变得以延续的中共现政权，对前总书记赵紫阳之死的应对。

在前者，几可肯定，尽管海内外纪念赵紫阳的活动正方兴未艾，但“赵紫阳之死”作为一个事件，已经与中国的政治改革擦身而过。这一事先张扬的政治期货已经被迫以现货平仓。他早不该、晚不该，不该死在这个极权主义强势回潮的冬天。死在胡锦涛政权坐稳江山、政治改革遥遥无期的当口，死在一个风声鹤唳的、政治案件的高发期。往前说，2003年的SARS和孙志刚案件期间，2004年的“六四”十五周年纪念和中共四中全会交权期间，都是升值空间巨大的时机。只有在那种社会氛围和双头政治的罅缝中，才可能在较广泛的民众中唤起15年前的记忆，把赵紫阳的道义资源和维护民权的当前动机，天衣无缝的勾连起来。往后说，留得青山在，机会就更多了。可惜天不遂人愿。

除开时机问题，“赵紫阳之死”的政治与道义感召力，也不可能超过“六四”本身，甚至超不过“天安门母亲”或蒋彦永医生。事实上，赵紫阳之死是一个时代的终结，而不是一个时代的起点。他的去世，标志着大陆改革时代的终结，党内开明派势力的终结，也标志着 “死亡政治学”的不复存在。仔细观察近日来纪念赵紫阳的活动，其主体主要是海外流亡群体和国内边缘化的89一代。换句话说是政治存量的哀思，不是政治增量的发难。因为赵的思想格局，及其在整体立场上对中共的依附与柔顺，使其不可能得到当前自由知识分子主流和民间维权势力的、更广泛的认同。甚至包括像我这样怀着“六四”情结的年轻一代知识分子，都并无“赵紫阳情结”可言。因此期望“赵紫阳之死”带来类似1989年的政治改革浪潮，只是一种过分乐观的奢望。

但在后者，窃以为只要“赵紫阳之死”发生在尚未解除对他的软禁之前，他的死都将对中共现政权构成沉重的打击。只要赵紫阳还活着──无论以什么样的方式，中共就避免了对赵紫阳的评价和对他所代表的道义资源的最后表态。只要他活着，中共就在理论上保留着为他“平反”的可能性，保留着和解的余地。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共不怕他活，就怕他死。活着是一种敷衍，是一种维持，是相安无事。而死则是一种决绝，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撕破脸皮。所谓盖棺定论，死的意思就是把对手逼往下定论的死角。

死亡，把赵紫阳的道义资源，转化为中共的道义压力。也使赵紫阳15年来被软禁的个人命运获得了一个最尖锐的表达。在21世纪的今天，在改革开放已近三十年，中共亦标榜人权、法治多年之后的今天，中共唯一一个在世的前总书记竟然被软禁致死。从这个意义上讲，赵先生死在被软禁当中，他的死，已给共产党带来了又一次洗刷不掉的耻辱。直到今天，中共仍能把自己的前总书记软禁致死。这使“赵紫阳之死”成为一桩世界性的丑闻，成为这个国家最悲哀、最寒心的政治事件，也成为自“六四”之后中共合法性资源面临的再一次摧毁性的伤害。它足以使中共对自身统治的任何粉饰之辞不攻自破，足以使本年度的人权状况落在及格线以下。

赵紫阳用自己的死亡，最有说服力的向世界表明，在今天做一个中国人的政治命运和全部悲哀。就像当年的刘少奇。再没有一个人有足够的信心，认为自己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一定能比赵紫阳活得更安全、更幸福、更有尊严。在一个连父兄都能杀害的凶手面前，一个陌生人怎么可能还有安全感。

目前“赵紫阳之死”在官方引起的严厉措施，也超过了民间的动弹。如各主要城市都在17日当天采取了警戒措施，除了新闻、网站各方面的常规控制之外，从赵紫阳去世前数天，大陆各地的公安、国安系统就开始对大量异议人士采取各种限制和骚扰，甚至主动和一些活跃的知识分子接触谈话，了解民间动态。现在回过头来看，入冬以来左翼意识形态的蠢动，包括捉放“三君子”事件在内的一系列政治案件，甚至数次谣传赵紫阳去世的消息，都不排除是中共化解今冬 “赵紫阳之死”的一次全盘谋划。

面对这一铺，窃以为大陆民间最理性的态度不是奢望伺机而动，赤膊上阵。能把中共的这一耻辱彰显出来，低调的把这一事件持续下去，在赵紫阳之死对中共的政治伤害上再撒一把盐，那就是民间的胜利。这一事件的关键，不是我们非要表态，而是要逼着中共表态。譬如中共是一家银行，这正是挤兑的时候。

2005-01-21

《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