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慢阅读，和飞一样的诗歌

缓慢阅读，和飞一样的诗歌

王怡

公共汽车的文身，或者叫做唐装，没有比诗歌更加合符拼贴化的后现代意图。所以我听见欲将现代诗刻上公共汽车的策划时，闪过第一个念头，以为是又一次行为艺术。

以我的看法，这座城市埋伏着几乎占去国内一半的优秀诗人，在郊外数百里内，还有几乎一半的过往诗人长眠地下的尸首。我一直在考虑一个伪问题，一个远离江南、也远离海洋、草原、沙漠和帝都的盆地，为何在我闭门夜读的记录中，那些从古至今的极品诗人有一大半就算不是生于斯，也必将死于斯？

这是一个值得反复提及的事实。一个月来，成都的知名诗人们策划了一系列的诗歌事件，在公交车上文身只是其中之一。我对这件事的理解大致分了三步走。几天前在天方楼外吃一碗牛肉面，和朋友谈论此事，回头就看见了一辆公车上关于哈利.波特的广告，我当场修正了关于行为艺术的说法，我对她说：这不过是一次关于诗歌的捆绑销售。

你能够设想一种属于精致的世俗文化的感触，你一回头，看见的并非哈利波特的大眼睛，你看见的是这样一句飞驰而过的诗句：

呵，前途，阅读，转身

一切都是慢的

这是成都诗人柏桦略显阴冷和自弃的句子。我最喜欢的当代诗人。一个人在灯红酒绿的盛世里，不断写着亡国气息的句子。这也是我能想象出的一个诗人与时代的最精彩的脱节。因为与时代没有一点脱节的诗人，又如何可以叫做诗人。阅读诗歌是这样一种经历，仿佛时尚电影里忽然慢下来的那个镜头，如果你看过《骇客帝国》、《暗战》或《救世主》，你会明白我说什么。

在我们面临的当代，一种深入人心的事物已经斯文扫地。借助商业性力量，我们再一次陷入群体主义的狂欢。这时的诗人是埋伏于民间的乔装者，一个背向群众的唐吉珂德。试图以对语言的重新命名，使世俗生活呈现些许神性的光辉。诗人的命名和喃喃自语，就像达摩的喃喃自语，甚至仅仅只面向一扇墙壁。

阅读之所以变得缓慢，就像我们偶然在寺庙中撞见一场法事。语言是一扇进入的门，在一切场合中最能凸现出文字象形意义的门户。而当我们回头看见公车上的诗句时，可以梦想镜头像电影里那样慢下来吗？

昨晚在出租车上，我问一个来自上海的诗人朋友，你愿不愿意把你的诗写在公共汽车上？他说，除非只是诗中的某一部分。我问哪一部分？他转头看我，说这很显然，当然是落款了。

我的第三次理解，也是自认为最接近实体的看法在这句话后形成。我反问这位朋友：你的意思这档子事不过是诗人们的一次公开信？醉翁之意不在诗，在乎签名。他们没有机会在书店里签名，就想把名字签在机器上？

缓慢的诗歌必须借助公共汽车飞起来，诗人们沦陷在这座城市，已经到了如此的地步吗，就像我长久以来只能在地摊的旧书中发现那些一度令洛阳纸贵的名字，包括有着这次事件发起人亲笔签字的诗集。如果伯牙被注意力遗忘，最好的粉墨登场的策划案，是否就是当众焚琴（随后拍卖残骸）？

其实见山始终还是山。在我看来这也就算是行为艺术。另一位成都诗人杨黎曾经讲到他遇见一位女孩，背了一大串公众人物的姓氏。于是忍不住要问，你知道我吗，我是某某，是一个诗人。女孩子茫茫然，说了sorry（但不说apologize），令杨黎垂头。我翻起这件事的意思是，也许一个月后，我们就可以这样提示少男少女们：你再好生想一想，45路和28路公共汽车？

就象说到翟永明就必须提及她的白夜酒吧。我去过一次就后怕了。我后悔在那灯火幽暗之处，和这位当代最杰出的女性诗人结下一面之缘，更恼怒在看到她的同时，听见背后有一个声音说，她就是翟永明。

发起公交诗运动的是一度不凡的《星星》诗刊群体。这一举动或许可将当代诗歌的口语与叙事试验派上用场。但这是一种很宽容的说法。事实上，我认为这意味着背离20年来对于语言的个人主义的命名，而致力于重新搜罗集体留在每一个词语之上的唾沫，让诗歌回到公私合营的路上。

如果我们不能从集体化的写作中将作为个体的自己选拔出来，我们今天的写作就是无力为继的。我们的每一句诗就像风尘女子，就不过是构成一个语言的公有制帝国的螺丝钉。作为公共汽车文身的飞一样的诗歌，就代表着这种努力，它构成了一座城市与诗歌的暧昧关系。而与之相反的真正方向，其实只需要一种必须的品质。

缓慢。

两年来，三一书店慢慢成为成都最好的几家书店之一。这里常举行一些诗歌的朗诵会。更为年轻的、仍然默默无名的诗人们，以及更多的埋伏者，延续着这座诗歌城市的神话。把诗歌贴在公交车上，这个念头对他们是一种侮辱。像以前的卡夫卡书店那样，那里也时常寄卖一些自印的诗刊诗集。我常去看看，但并未结识他们。

但不能因为你不认识，就说他们不存在。就说诗歌快快贴到汽车上去。

2002-03-24于包家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