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问法院能为政府做什么
不要问法院能为政府做什么
王怡
12月1日，最高院发布了一个《关于推行十项制度切实防止产生新的超期羁押的通知》。其中要求法院必须依法及时公开宣判并送达执行通知书，“不得为了营造声势而延期宣判和执行”。这是最高院第一次鲜明的反对和否定“公审公判”等运动式的、为地方行政目标捧场的审判活动。
在11月中旬，最高院才和最高检察院、公安部联署发过另一个纠防超期羁押的《通知》。聚集公检法各部门一起发文、以壮声势，这是一种长期以来因循守旧的做法。就像“公检法”这个我们耳熟能详的短语一样，法院看上去似乎并不具备一种单独的权威。尽管我们理论上将法院执掌的裁判权称为“司法权”，但我们却更习惯于把“公检法”统称为司法部门。尽管最高法院院长和国务院总理一样都由全国人大选举产生，但最高法院不把国务院的一个下属部门拉上，似乎就不足以在司法领域单独的发号施令。这是法院长期以来作为政府附庸角色带来的一种政治上的弱势，一种在行政权威面前多少显得怯懦的地位。
就像最高法院向每一届人大提交工作报告，其中一个表明法院工作成绩的主要数据就是通过审判工作“为国家和集体挽回了经济损失”多少亿元。这是一个典型的衡量行政工作而非衡量司法正义的指标。这一指标长期以来成为最高院工作报告中津津乐道的业绩，非常显眼的透露出法院在政治制度当中的附庸角色。
另一个显示法院附庸角色的习惯做法，就是法院系统为配合地方政府行政目标，长期以来大搞集中化、运动式的“公审公判”。似乎法院的角色就是帮助政府维持社会秩序。这在民事诉讼中还说得过去，因为我们可以暂时把政府和法院都等同于国家，它们这时都是事不关己的中立者。但在刑事诉讼中国家却是原告，在行政诉讼中政府又是被告。如果法院依然是一个政府工作的助手，那整个法院就应该在诉讼中回避掉。
在现代社会，法院最大的价值和最重要的角色不是在私人之间充当裁判，而是要在私人和政府之间充当裁判。这个角色要求法院必须最大化的去掉政府的附庸身份，法院只能考虑诉讼中的司法公正，而不应去考虑任何一级政府的行政诉求、考虑当年的GDP增长、考虑怎样为诉讼中的某一方当事人挽回损失。因为这种种考虑都会让我们寒心，让民众对司法正义和法院的中立失去最基本的信赖。同时这也是一种不必要的越俎代庖，因为真正的相互协助只能依靠真正的分权独立，不是依靠藤缠树的暧昧关系。法院要像女诗人舒婷喊出《致橡树》一样，勇敢喊出这样的诗句：“如果我爱你／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做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这种比喻是恰当的，因为司法权的消极性质使它更像一种阴性的权力，尤其是与政府无所不在的阳刚之力相映衬的时侯。但近年来，最高院在努力摆脱行政附庸角色，摆脱配角和“捧哏”地位方面，倒确有不少令人鼓舞的勇敢举动。如2001年以来积极推动宪法的司法化，包括这个不起眼的《通知》，都显示了最高院在当前制度框架下向着《宪法》所确定的法院地位努力归位的制度抱负。尽管体制上的司法独立还很遥远，但最高法院慢慢在制度变迁中显示出一种一扫嬴弱、坚守独立角色的矜持心态，却是非常值得赞许的。
司法权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最终的和最高的权力。因为就算法院没有对立法的违宪审查权，立法的最高效力也仅仅是普遍意义上的效力。在每一个有血肉的具体场合，谁是裁判，谁就应该得到其他任何权力者的尊重和协助。集中式的“公审公判”的确是容易造成超期羁押的一个原因，但最高法明确拒绝这种运动式审判的最大意义，却并不限于防止超期羁押。最大的意义是法院开始拒绝成为政府的司法秘书，法院希望能够“做为树的形象”和政府站在一起。
相反，维护法院的中立地位、在制度上以行政的强制力去承诺一切司法判决的执行，做一个法院工作的积极的配合者和庇护者，这才是政府应有的职责。仿照40年前被刺杀的肯尼迪的一句名言，来表达司法与行政的关系可能是最恰当的——
“不要问法院能为政府做什么，而要问政府能为法院做什么”。
2003-12-18
《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