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王小波”的文化神学分析
对“王小波”的文化神学分析
王怡
在某种语境下,神话一词似乎带贬义。90年代以来文化界对顾准、陈寅恪或者包括海子等人的推崇和反复念叨,就被人批评为制造神话。不过在我的话语里,神话若非与公共权力相连,神话本质上是一种真格的浪漫主义。神话作为一种文化吗啡,构成我们在阅读、思想和抒情时一种非理性的底色。在每个时代的文化传承中,神话般的人物留下的都是一笔非理性的美学遗产。非理性在这里也没有贬义,因为审美在本质上就是非理性的。没有非理性的积淀,就无法想象“美”的存在。对一个基督徒而言,没有上帝就没有美可言。对非基督徒的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上的神话,就不可能有审美。
我们今天之所以觉得一首诗或一段文是美的,就因为阅读史上存在着一个又一个神话。幸好“世界的除魅”(韦伯)并未波及到审美,否则句子就是句子,词语就是词语,本质上就是一大堆思想的源代码。无所谓美丑。我一直在想,计算机语言在将来能否产生出美感来?我只能说它的第一个神话还没有到来。现在我要更正一下我的阐述,直截了当的说,美学压根就是一种神学。
最近论及神学据说很时髦。所以我的兴奋点不在于论述王小波,我的目的是企图借他的人头来论述一种文化神学。王小波在我个人的阅读史上,是一位重量级人物。我主要对他作为一个自由思想家(李银河语)而非小说家感兴趣。不过我也关心这两者间某种一致的关联。王小波已经去世6年了。也就是说亲戚或与悲,他人早已歌。所以我不必假惺惺在此凭吊他的英年早夭。我只对“王小波去世6周年”这一事件的文化神学的价值感兴趣,我也只对“王小波”作为一个历史名词和文化神话感兴趣。但并不对作为李银河女士去世6年的丈夫的王小波本人感兴趣。我是读者不是FANS,这一点是不惮于预先申明的。
“王小波”(我加引号是为了反复强调我要论述的是这三个字,而不是背后指涉的那个人。背后的那个人是不可能成为审美神话的,成为神话的只可能是这三个汉字)作为一个当代文化神话,意味着将对我们今后的阅读和写作中的审美背景构成无间的影响。并非每一位作者或文人的名讳都会因其作品而成为神话。在90年代以来成为审美神话的当代人物,在我看来只有三位。已死的另一个是海子。唯一尚在世的则是周星驰。
我首先尝试从死亡的角度解读王小波作为神话的形成。神话一般而言都与死亡相关。周星驰是一个例外。但他的电影成为一种审美神学仅仅是在大陆。因为香港对我们意味着一种距离,虽然不像死亡那样显赫。但在某种意义上你完全可以当周星驰是与我们的时代无关的一个死人。王小波的死亡给这三个字带来了超乎寻常的荣誉,这是毋庸讳言的。我并非说这荣誉来得不配,而是说来得太快。如果王小波活着,到50岁渐入佳境,60岁获诺贝尔奖。死后一百年声望达到极端。这叫循序渐进。循序渐进是没有神话的。但他的死将这一切提前,在6年的时间走完了另一个天才要一百年才能走完的路。在6年的时间吸引了另一个天才要一百年才能吸引的眼球。天才的死亡像一场核聚变,神话都是突然来到的,神话只能是一种意外。像玛丽亚不显山露水,忽然就诞下基督。
神话的价值意味着对凡俗的羞辱。从这个意义讲,审美其实是一种文化上的受虐欲望。正是这种欲望将神话的价值放大,心甘情愿的构成对今后言说的一种参照。犹如宗教的传承需要不断涌现的圣徒或高僧。没有一种宗教是只需要教主不需要圣徒的,即便那教主是耶和华。基督教之所以成为基督教,绝不是因为耶氏父子,而是因为无数的保罗。文化的神学也一样,保罗们之于教徒的意义,和王小波们之于读者的意义是类似的。如没有圣徒的传统,宗教在本质上就是一种虚妄。将神学从虚妄变成一种珍贵而真实的存在,依靠无数保罗的薪火相传。将文学从一种虚构变成当真的浪漫的,就是一个一个在阅读史上的神话。正是这种相似性使蔡元培一度相信美学终究可以替代宗教。
对王小波文化神学意义的主要解读,是民间思想的全面复活。那些在文学史上占据整整一个篇章的人物不一定会构成我所说的审美神话。把他们去掉,丝毫不影响我们阅读和言说时的文化品质。或者还会使审美去芜存菁,所以即便抬举他们的影响力,也充其量说构成了一种审美的迷信。神话总是出现在最饥渴的时候,酒足饭饱时你把一个饼子变成一千个饼子,我们称之为魔术。但在饥荒中将一个饼子分成无数个,就是神话。神话是针对需求而言的。神话就是对一种呼天抢地的祈祷的象征性满足。
王小波的文字坦然、幽默、看似絮叨但刀锋锐利,这都不重要,这样的作家曾经很多。将来也必更多。王小波的文化神学意义在于他恰逢其时的恢复了一种自由的写作品质,恢复了一种彻底藐视一切花剌子模君主之后的说话“腔调”。我说恢复,是针对上世纪四十年代而言。在我对语言的评价系统里,最高的范畴就是“腔调”。文字呈现什么样的“腔调”是最重要的。《圣经》之所以是一个神话不在它说了什么,就在于它不可一世的腔调。90年代,民间对于民间思想及其自由的腔调囤积起近乎饥渴的欲望,大多数作家在各种修道院循规蹈矩,极少数自由撰稿人在江湖上为糊口不断在文字里注水。这时候王小波的天才像流星一样划过,他成为一个两方面的异数。他在互联网时代尚未来到之前就做到了这一点,尽管有无数机缘的交汇,但这一点还是令我震惊。在现实的世界我将王小波当作一个普通的优秀作家,但在文字和阅读的历史上,我必须将之视为一个神话。就算我认识他并是他的亲戚,这种尘世上的关系也与审美意义上的神话毫无关联。
王小波去世后的6年,正是互联网开始构建另一个神话空间的6年。6年来,作为一个神话,“王小波”对于民间思想和自由的写作腔调在大陆原生态的网络和逐渐开放的媒体上的自我繁衍,其无形资产具有超出了红塔山之于消费者的品牌价值。“王小波”这三个字事实上的确成为了自由思想的形象代言人。它构成时代在言说和阅读中的一种原推动力。可以通过金钱去刻意营造的产品代言人,我们称之为模特儿。可以通过行政手段去刻意营造的政治代言人,我们称他为劳动模范或政协委员。而一种不能通过金钱和强力去刻意营造的审美代言人,则只能归结为神话。一个神话意味着某个方向上的一次高潮。
王小波另有一重重要的文化神学价值,就是他在思想中体现出的浓厚的英美经验主义理性。他思想随笔中的杰出篇章,都不是论述性而是叙述性的,其中的理性色彩充分体现了经验主义的精髓,从而近乎完美的将文学性和思想性的写作结合在一起。并充满了对欧陆思想哲人王传统和抽象逻辑的深度怀疑。如名篇《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刘军宁先生曾将王蒙的随笔视为汉语作品中罕见地体现了保守主义品质的代表。在我看来,王小波的思想随笔,则同样罕见的显示出了根深蒂固的经验理性和一种英国思想家的脾气。尽管他并未阐论过什么深刻的和比较重大的思想命题。但他这种思想倾向却第一个暗合了90年代之后大陆思想界的主要走向。并同样恰逢其时的为当代的文学和当代的思想充当了一个“花剌子模信使”。
不过这一重价值目前得到的理解和推崇还太少。过犹不及,因为欲望尚未高涨,所以尽管同样稀罕,但没能在其死后演变成为另一种及时的神话。这是一种遗憾,因为我们言说将在这方面缓慢前行,一路上没有高潮。
2003-04-05
《成都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