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医生的革命逻辑
四个医生的革命逻辑
王怡
哈耶克说革命者的思想是一种建构理性。就有人常比拟革命者为建筑师，把满目疮痍的现实或其不圆满的设计一笔抹去，在空白的纸上谈兵，好画最美最新的图画。无论效果图上有山水花鸟，或站立或蹲踞的人物，建筑师只要不中意，大椽一挥，便人间蒸发了。他并不当真，只当其为种种符号。他在一个眉目不清的行人头上打一个叉叉，他并不觉得那是一桩谋杀。
按理，医生该比建筑师常带感情。因为他的工作对象总是有体温的真实物体，是在杀手的红外线感温瞄准器下，能够从冷冰冰的建筑物中脱颖而出、并透视出其骨架的鲜活的人。其实医生是更接近于革命者的，他们具有共同的，对健康生活和无菌状态的膜拜，以及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菩萨行。
医生，尤其是外科医生，其悲天悯人的外观，却是无比冷静直至冷酷的专业姿态。一位优秀的主刀医生，在手术台上应当具有不把人当人的纯粹的技术立场。就像《双城记》中台尔森银行的罗瑞先生，随时把技术性的“业务”与人之常情无比理智地分开。像电影《革命（revolution）》里那位军医，在布满伤兵的战时医院，冷酷而又果断的决策：“这一个马上锯手”，“这一个不用管了”，“给他打吗啡！”
在他眼里，一位辗转沦陷于灵肉痛楚之中、呼天抢地的病患，决不能打动他的感情，决不能使他在手起刀落时有丝毫的怀疑和紊乱。他必须将刀枪（手术刀和麻醉枪）之下任人宰割的肉体非人格化，当作一大堆出了毛病的脱氧核糖核酸而已。他必须将病患（甚至隐去病人的姓名，而只称其为患者或28床）的嚎叫和呻吟当作自然界无内容的天籁，将刀下的皮肉翻飞和鲜血涌动当作雕塑家刀下纷飞的石屑。他必须像张屠户对待案板上的混毛猪一样充满敬业精神，全神贯注、心无旁骛，并进入物我两忘、天地不仁的境地。以游刃出于无余之间，讲求速度、落点，和近乎直观的判断。
事毕，当他善刀而藏，为之四顾。终于以暴制暴，从魔鬼手中解放了一个濒死的人类。
这一过程中，当医生隐身于白大褂、白口罩和橡胶手套之后，他便首先把自己非人格化了。他没有私人感情，没有姓氏，他只是一只经过严格专业训练的“上帝之手”，如罗瑞先生所说：“我在执行业务，你把我当作一部会说话的机器好了。”
我们若是躺在手术台上，的确希望为我们操刀的医生能够漠然面对我们的呼叫，如同徐少陵或寇仲（请看《大唐双龙传》）在生死一线间保持住“井中月”的冷静，不要妇人之仁，一刀。便断去我们的病根。但我们有时又受不了医生那种居高临下、犹如验货般的眼光，对我们肉体毫无欲望的细细打量，以及电视机维修工一样胡乱地摆弄。面对医生的目光和他的“上帝之手”，如同面对领袖的背影，常使我感到自身的渺小无助，和毫无人格。
医生，尤其是外科医生，简直就是天生的革命者。
我要讲的是以下四个医生：
1 、日瓦戈医生（外科）
2 、捷克医生托马斯（脑外科）
3 、医学博士孙文
4 、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肄业生周树人
以上四人所学皆为西医。中医讲究固本强元，天人合一，走的是演绎理性的道路，最忌虎狼之药。学中医而去革命者，我孤陋寡闻，没有见到。
一个学医的朋友说：最难过的是解剖关。怎么才能不恶心呢？方法就是千万别把尸体当作人，或者说别把尸体当尸体，一定要把它（绝不是他或她）非人格化，如果你看不到性别了，就进入了第一重境界。所谓技术姿态就是这样一步步培养出来的。最后他说：不麻木就不是一个好医生。
这话让我感到恐怖。孙文在香港西医学院读书时，应该是一个好学生吧。他早年在澳门、广州行医，也一定是一个好医生，挽救了不少常人以为必死之人。那种能让愚夫愚妇认为是活菩萨的感觉，恐怕与上帝创世的快感差不多。医生一旦把这种非人格化的专业眼光投射到芸芸众生，把个体当作病态社会的细胞，便将是一个坚定无比的革命者，对鲜血和死亡漠然处之，对百姓的呼天抢地视若罔闻（这才是一个好医生），只要最终的目的是正义的，孙博士的革命神经便刀枪不入，泰山崩于前而不色改。
救人不如救世，救肉身不如救灵魂。这也是周树人弃医从文的理由。当他在电影中看到祖国民众围观杀人而神色麻木，感到做“上帝之手”不如自己来做上帝，要以文学的广谱抗菌去治愈芸芸众生精神深处的病根。如果说医生容易生出做救世主的心态，生出整个社会都躺在自己手术台上等待妙手回春的妄自尊大，或许是不够公允的。但医生一旦成为革命家，而又将自己的职业姿态与革命的逻辑一拍即合的话，其活人杀人，便全在一念之间，让千万黎民生不由己。
就连出身于富商之家的旧知识分子，俄国的军医日瓦戈，在十月革命一朝爆发后，也发出了如此由衷的欢呼：“多么高超的外科手术啊！一下子就巧妙地割掉了发臭多年的溃疡！……这是空前的壮举，是历史的奇迹！”
在对国民的劣根性有了深刻洞察后，尽管希望之渺茫，“正如绝望”，鲁迅还是继对中医失望之后，又对西医也彻底失望。他毅然扔掉手术刀，举起如椽大笔，开始嬉笑怒骂，针砭时弊。鲁迅并不鼓吹暴力，他的目标是以非暴力的、而且是深入人心的文字，去默移潜化，基本上应该说守住了文人的底线，还是在做着渐进的功夫。从医学上讲，鲁迅的道路是内科的道路。
但孙文认为吃药不行，必须开刀。其实西医中也有革命与改良之争，内科是保守派，外科是革命派。去年我母亲住院，便在内外科针锋相对的两套方案之间难以取舍。但做手术是要病人家属签字的，出了问题要病人自担风险。革命就没有这么麻烦，革命家认为该手术了，无需投票、签名，几亿人就得陪着挨刀。
但如果革命真是虎狼之药，代价太大，甚至几刀下去便一命呜呼。革命家所许诺的乌托邦又未来到（地狱倒是重现人间）。又怎么算呢？革命党就好比是承包人，搞得好有分红，搞得不好便流亡海外，并说：我们是好心做坏事，我们又不想也不知道会这样。不可抗力，没有法律责任。那草民们岂不是太冤？
幸好捷克医生托马斯不这样看。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中，他借俄狄浦斯的故事，阐发了他的观点。俄狄浦斯在不知情下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并娶自己的母亲为王后。当他得知真相后，并没有因为无辜而原谅自己。俄狄浦斯毅然刺瞎了自己的眼睛，并将自己放逐。托马斯认为，共产党人应该为“手术”的失败负责。这也是一个外科医生的专业逻辑，谁签字决定进行手术，谁就该承担风险。革命者没有权利让没有来生的个体去担当牺牲，成为达到健康生活必须死亡的细胞。
托马斯医生为坚持这一观点，在一生的轻与重之间，难得一次选择了后者，从此离开了手术台，成为清洁公司擦洗窗户的临时工。
上述四位医生中，唯有日瓦戈坚守在专业的工作领域。无论是在沙俄军队、游击队或白军中，他始终只是一个对革命满怀同情和赞美的外科医生，并不曾将外科医生的技术姿态延伸到专业以外。虽然后来他见到了太多的“手术并发症”，难免对“革命手术”的高超性生出了怀疑和保留，而向往在田园中的那段生活。
而周树人成为鲁迅后，也始终是一个文人。并不把文章中的血光溢出来。归根到底鲁迅只是一个医学中专的肄业生，其专业的技术道行不够其他三位深厚，他对革命的激情和鼓吹就难免有些叶公好龙，所以一直与真正拿起刀枪要杀人的左联周扬等人貌合神离，一看到流血就痛苦不堪，在思想上有呕吐感。
革命逻辑和医生的技术姿态一拍即合的，只有生活刻苦、一生颠沛流离的孙文。
完全坚守专业逻辑，但并不因此乏批判精神的医生，却是御女无数的风流医生托马斯。
轻重之间，叫人如何掂量。
2001-01-24于成都半边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