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权势者怎样思想

无权势者怎样思想

王怡

古有明训，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自古以来权势者霸占了文化的资源，无权势的大众也就多半并无思想，称为愚夫愚妇。王小波说的“沉默的大多数”，也就是哈维尔讲的无权势者。无权势的人群中自然也有思想高妙、逻辑深沉的极少数，更有彼可取而代之、大丈夫当如此的豪情。豪情的思想含量比较少，因此无权势者相比之下，容易出现武力上的精英，但难以出现文化上的精英。从整体上看，遑论思想，民众是连言谈举止都被权势者牵着鼻子走的。文化上的精英们自古以来就瞧不起乌合之众，这在西方的文明传统下也是如此。政治上一个明显的态度就是惧怕和反感狭义上的民主政治。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民主政治和君主独裁一样是最坏的政治。理发还得找一个专业的理发师，治理国家怎么能人人平等呢？一个天才和一个傻瓜都只有一票，这就使得政治的智慧水准好像木桶理论，木桶能装多少水，倒是由最短的那块木板决定的。

到了美国立宪的时候，共和主义者麦迪逊说得更刻薄，他说就算雅典人个个都是苏格拉底，雅典的公民大会上也只可能是一伙暴徒。他的意思天才到了人群中，也要变成傻瓜。在苏格拉底那里，无权势者为什么没有思想，基本上是一个教育问题。而在麦迪逊这里，这个问题已经和教育程度无关，而是一个规模问题。人多势众就是独立思想的天敌。政治智慧必将随着人数的增加而递减。所以麦迪逊心目中的民主制度不能是直接民主，而必须是代议制的民主，联邦制的民主和充满贵族精神的民主。又要利用无权势者的选票来获得政治的正当性，又要将无权势者对于政治的人多势众的影响控制到最小。归根到底，共和主义的传统是精英论和贵族式的，民主主义的传统是大众化和平庸的。而现代的宪政主义则是这两者的结合，精英与庸众，共和与民主的结合。

民主过了头就是民粹，过分的膜拜无权势者和沉默的大多数。精英过了头又会反民主，导致对大众个体地位的漠视。哪一种倾向是更严重的？放在我们的历史和现实中还真不好说。只好说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但“民主”一词在现代社会已经超越狭义上的多数决定原则，而成为一种包含宪政主义和共和精神在内的一种整体性的世俗信仰。民主潮流已经浩浩荡荡，不可逆转。所以我更关心的是在一个前民主或后极权的时代，表面上对于无权势者的膜拜，以及沉默的大多数事实上如何思想，如何被统治。因为一面统治他们的思想，一面贡拜他们人多势众的力量。几乎是一切现代专制者上下其手的伎俩。

无权势者是如何思想的，刚才提到了教育问题和规模问题。我所言的无权势，包括话语上的无权势。什么是教育？教育首先是一种对于受教育者的格式化。没有经过特定教育的格式化的人当然也能思想，也可能在天地之间顿悟。但他的思想往往因缺乏基本的格式化，而无法与他人的思想进行沟通和对比。因而基本上无法进入一个公共领域，并导致合作能力的匮乏。举一例。前几天我在路上看见一轻微撞车事件，撞车者下来连声道歉，态度极为谦恭。被撞者说那赔钱吧，撞车者感到委屈，反复坚持说我已经道歉了，为什么还要赔偿？被撞的人哭笑不得，说道歉是道歉，你损坏了我的财物当然要赔钱了。撞车的说太没道理。我已道歉你还要我赔钱，欺负人啊。这例子在我看来非常突出，因为我们在受教育中活到这把年龄，已几乎无法理解这位撞车者的逻辑和理由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只能说他不一定是错的，但他的格式化程度太低，低到无法与之沟通。无权势者是怎样思想的呢，第一个回答，是通过受教育来思想。如果不从被统治的角度而从经济的角度看，社会成员通过教育的格式化进行思想，则是形成统一预期、降低交易成本必不可少的。用韦伯的话说就是建立形式理性。现代社会是一个具有形式理性的社会，这形式理性形成的第一步不是交易体制，而首先是成年之前的格式化教育。

民主制度打破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界限。但教育制度却仍然树立起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的鸿沟。人类社会无论怎么样平等，永远是前者决定着后者的思维、语言、思想甚至私人情感的方式。大多数受教育者囿于自己的智慧、机遇和天分，将永远受制于自己所接受的教育，永远被囚禁于教育的供给者合谋创立的那个观念和价值的世界。在关于各种社会公共问题的决策上，无权势者中的大多数不过是人云亦云的复制品。人多势众的选票也仅仅在关于民主的信仰中具有一种形式上的合理性，其实质不过是数种精英意见的扩大，在投票结果和政治智慧上和竞争型的精英统治并无区别，有可能使之下降但绝无可能使之提升。

这就是为了在民主制度下获得一种政治的正当性而必须接受的代价。精英就是精英，庸众就是庸众，这区分正如人之美丑，是必然存在的。抹煞这种区分将有可能导致暴力和毁灭的民粹主义。但问题是精英找不到一种可以无条件去驾驭庸众的正当性理由。天赋本身并不意味着利用天赋去统治他人的正当权力。否则美人统治丑人就有充足的理由了。这是为什么柏拉图关于“哲人王”的设想或培根关于“所罗门王朝”的乌托邦不能成立的原因。精英也好，哲人也好，必须接受一种痛苦的命运，就是和庸众在尘世上平等的生存，并在与个人利益有关的公共事务中尊重每个愚蠢者的意见。傻和愚是一种事实判断或固执的偏见，但平等却是政治所必须的一种价值假设。只要上帝不出场挑明真相，这个假设就无法破灭。所以我同情哲人更胜于同情民众。尽管绝大多数的庸众在几乎一切有价值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上都深深受制于人类历史上和现实中的极少数精英。但极少数精英离开了民主原则，却并没有丝毫的政治的正当性能够在公共领域中去统治剩下的大多数。

古语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这话的政治哲学含义是一个人的独裁只能凭借武力而不可能凭借智慧。因为只有武力才能决出一个毫无疑问的第一名，由第一名去统治所有失败者。而智慧是没有第一名的，精英们谁也不能服谁。所以政治的正当性一旦从暴力中摆脱出来，独裁就必然走向共和。所谓共和，就是不同社会阶层的精英们对于公共权力的分享，以及一套公平的权力角逐的游戏。然而尽管我们不能无疑问的决出第一名，也不能无疑问的判定一个具体的人是否属于思想和智慧上的精英。但如前述，思想和智慧上的精英与庸众之别，在整体上是我们无法否定的。而民主主义的诉求却将对于权力的分享和公共事务的决策扩大到每一个人格上平等的公民。共和的精神再进一步，就是民主。迈出这一步是人类社会迄今最伟大的进步。但这一进步也是代价沉重的。因为人格的平等在政治的领域代替了智慧与经历的不平等，使政治的方向偏离智慧、荣誉和自由，以确保一种“政治正确”即对涉及自身权益的平等的抉择权。我们确信人人与生俱来享有人格与尊严的平等，但这种平等成为公共领域内的唯一标准，也许意味着民主有可能是一场命运。在上帝拒不出场的前提下，是我们必须承当的命运。

民主是一种命运，教育和新闻（继续教育）就因此成为专制主义控制大多数人的主战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不行了。教育的普及和价值的启蒙使无权势的民众开始知晓。无权势者尽管在法律领域赢得了种种平等的地位，以人格的平等战胜了一切智力上的沟壑。但在这个战场上却仍然是一个天生的被统治阶级。这种被统治是从未成年人开始的。思想精英和政治精英们固然不能非平等的对待成年之后的民众，却可以正大光明的像君王一样，去对待一切未成年的民众。“统治”是从幼儿园开始的。

如果民主的形式性得以确立，真正的专制就只剩下一种，即教育和舆论的专制，通过教育的垄断对无权势者的思想进行统治。如果政府统治着整个教育，那也就意味着政府统治着沉默的或者喧嚣的大多数。这种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使受教育者在政治上学会像教育者所期望的那样思想。换言之就是培养大多数民众在精神上的膝跳反射。而民众的平庸则保证了这种培养富有成效。极少数可以从中脱离的思想精英，无法从整体上改变这个局面。因为意识形态从一开始便入侵每个未成年人的脑细胞，教未来的无权势者群体以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进行思想，无权势者还能怎么思想呢？他们的每一个词汇、他们的抑扬顿挫，他们整个思想的操作系统从六岁开始，就是被同一样力量给定的，被同一样力量统治的。他们一开始就没有被教育者视为目的，而被一个政教合一的政府训练为达成某种精英化政治蓝图的投票工具。

我曾举过一个例子，两年前有一位歌星去西藏演出时，去看望她捐款助学的一位藏族女孩。这位女孩很开心，且并不知道她是歌星，临走的时候，小女孩抱着她的头哭了，然后递给她一张纸，上面弯弯曲曲写了一句话。到此刻为止，这是一个属于个人领域而非公共领域的事件，并在我们想象中包含着无权势者的真实情感和独立的思想。但小女孩纸条上那句话，却让这件私人事件突兀的显出被统治者的格式化思想。那纸条上写着：“感谢共产党，感谢全国人民。”

我们不怀疑小女孩表达感激之情的真诚，问题在于无权势者一旦想要思想，就立刻成为思想上的被统治者。意识形态教育的恶果就破门而入，除了这句她从小耳闻目染的代表了最高语言规格的话之外，她所受的教育几乎没有为私人情感的表达留下足够的话语空间。她的语言能力及其逻辑，是一种将一切个体欲望都化为公共欲望，将一切私人空间都拖入公共空间的意识形态语言。正是这种语言构成了一种专制社会的操作平台和民众基础。

大多数无权势者从七岁孩童到垂垂老者，在大多数公众领域必须也只能借助于这样一套思想寻求表达的可能。昨天看见电视上一位老父亲与在隔离状态中的女儿进行可视通话。他的女儿是护士长，因为治疗SARS病人已经一周未回家。这位父亲颤栗的声音，一开头就直奔“胡锦涛总书记”最近的讲话，要他的女儿“坚定信心，敢于胜利”。我听到此话伤心极了，因为无论这位父亲将来能否拥有一张平等的选票，他都注定是一个被统治者。一个被统治得淋漓尽致的无权势者。

民众的大多数无论沉默还是喧哗，在被垄断的教育中，在被垄断的新闻中，在一切精英人物掀起的时尚中，都是值得同情的乌合之众。而不是什么膜拜和赞美的对象。一个平衡的政治制度必须尊重他们在私人领域内的自治，但也必须提防他们对于公共领域的冲击。独立的思想对于整体意义上的民众而言，几乎永远是不可奢求的。承认这一点就是承认政治的命运。而承认了这种命运，就会对政治权力垄断教育和专制舆论的行为深恶痛绝。因为这种专制甚至比贵族政治和君主政治更加残忍。它对待民众的态度已经近似于猪狗，因为为了训练受教育者在公共领域内的服从和认同，就必须直接伤害民众在私人领域内的尊严。相比之下，贵族政治直接凭借荣誉和智慧而对于民众的统治，反倒能为民众留下私人领域内的尊严，立下公共领域内的榜样。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连马克思也承认没有思想的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只有当公共权力放弃政教合一和对于教育与出版的垄断，民主对于无权势者来说才是有意义的，思想对于无权势者来说才是可能的。而教育才在本质上成为一种教育，而不是一种统治和摧残。

2003-05-04

《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