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公务员涨薪的三个质疑

对公务员涨薪的三个质疑

王怡

今年以来，一些地方似乎不满意公务员工资蜗牛般的调整，有了许多陡然膨胀的措施。如深圳等地的“退休养廉金”，和北京等地推行的所谓“阳光工资”。对这种大幅涨薪的势头，我有三个方向上的质疑。

有种观点认为公务员薪水若是低，就不能吸纳精英人才。我第一个质疑就在这上面。尽管公务员薪水多少才恰如其分，很难达成共识。譬如广州的公务员平均薪水已超过教师两倍，到底低是不低？这里有一个常识容易被忽略——为什么我们要有一个政府？政府的本质是对公共事务的垄断，那我们为什么要忍受一个垄断商？用科斯的企业理论来解释政府，政府存在的唯一的经济上的理由，是由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管理成本，低于市场在竞争下提供公共物品的交易成本。或者说在大致相等的公共服务水准下，公民们在有政府情况下的“税负”，一定低于在无政府情形下购买各种公共物品的价格总和。

于是相对于同级别人才的市场价格，公务员的薪水偏低，这恰恰是政府存在的理由。“低薪”证明了老百姓们花钱养一个政府，比养一个情人划得来。政府的本事是以一个律师十分之一的薪水，招揽同等水平的法律人才来做检察官。如果要用老百姓请律师的价格去招聘检察官，公诉案件就没得打了。一个政府缺乏低价请人的能力，那是一个政府最大的失败。而且对纳税人来说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通过政府聘请公务人员的费用，和我们直接在市场上聘请人是同等昂贵的，我们还要政府干什么？

天底下也唯有政府才能用低价招揽人才。薪水之外它至少还有六种吸引力。第一，政府能提供比任何私人机构更大、更多的社会荣誉感，因为政府的职位都与公共利益直接相关。第二，政府能够为职员提供任何私人机构都没有的特权，仅仅是正当的行使这些特权，就足以产生特别的荣耀，用老百姓的话说是有“面子”或叫“显摆”。第三，政府是全社会最庞大的垂直机构，因此政府能提供任何私人机构都不敢奢望的升迁空间。第四，政府是一个攫取和集中使用全社会最大资源的垄断商，因此政府能够为一个市长或办事员提供任何CEO都梦寐以求的对于资源的支配力。第五，政府的垄断者地位，使它永远不会破产。政府也拥有最大的非货币化资源，因此政府能够提供比任何私人机构都更稳定的福利和职业保障。能够让公务员成为全社会最有安全感的一种职业。第六，即使政府缺乏擅用上述手段的能力，它还可以为职员提供任何私人机构都没有的腐败机会，让官员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因此公务员的薪水膨胀超过了经济增速，在我看来可能并不是一件好事。它也许恰恰证明了政府的能力正在下降。于是我的第二个质疑，是为什么频繁的涨薪看上去就像一场价格战？

从官员的角度说，“高薪养廉”意味着他可以用公众授予他的权力反过来向纳税人的钱包进行讹诈。从国家的角度说，这种做法无异于一场与行贿者较劲的恶性价格战。作战双方都默认公务员手中的特权筹码，于是大家一起哄抬公务员的价格。结果和一切价格战一样，最终将使公务员的身价偏离正常价值，高到一个社会其他阶层不愿容忍的地步。

这个价格战还会产生两种“买一赠一”的风险。公务员身价的“牛市”使执掌公共权力的机会和位置变得更诱人，于是价格战的整体效果可能是更加刺激腐败的饥渴感，而不是抑制。另外，公务员的个人腐败看起来也许减少了，但用高薪来预防腐败，其实是以整个公共权力系统的风险增高为代价的。全世界民主国家的公务员工资都是偏低的（但享有优于私人机构的福利），就因为它们不敢、也不愿把道义风险从官员那里转移到政府身上去。维持公务员的高薪，就是维持整个制度的高风险，这只在两个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才可能。一是非民主制度，二是非民主的政治威权处于强盛期。所以拿香港和新加坡说事的人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最后一个质疑，是近年来公务员的薪水似乎政府想涨就涨，不经过人大审议，也没在年初的政府预算案中拿出来讨论。但根据宪法，政府显然没有这个权限给自己的雇员加薪。更技术性的问题是钱从哪里来？如果有涨薪的计划，必然有政府提高预算收入和调整预算支出的一次重新分配（包括所谓预算外收支），即使公务员的薪水是该加的，哪一部分的钱又是该减的呢（譬如我们是否会因此少10个公共厕所？）。很难想象这一切可以不经代议机关的审核和辩论而获得正当性。其实我并不知道公务员的薪水到底多少块钱才恰当，但我知道一点，就是由纳税人决定的薪水，一定比官员们自己决定的薪水更恰当——通常情况下也更低。

有此三个质疑，请辛勤的公务员们谅解，我不在你们钱包鼓起来的时候表示祝贺。

2004-09-21

《法制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