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非此即彼”的讨论

关于“非此即彼”的讨论

杜导斌、王怡等

就“非此即彼”答王怡兄

杜导斌

去年9.11之后，布希总统曾向全世界宣告：要么是我们的朋友，要么是恐怖主义者的朋友，在我们与恐怖主义之间没有中间道路（原话已不记得了，此话是大致意思）。一个信奉“自由（包括政治和宗教自由），宽容，世俗主义”的国家的领导人，讲出这样一番话来，当即就受到许多人（包括不少美国公民）的诟病。但是，如果换了是你，你作为美国总统，当时会怎么样讲？对恐怖主义也不能非此即彼？或者说“本拉丹先生，让我们坐下来妥协一番吧？”

有些时候是非得“非此即彼”不可的。

即使指责我犯了“非此即彼”顽症的王怡兄你，如果深究起来，也并没有超越“非此即彼”。当你指斥我的“非此即彼”为“自由主义的敌人”时，只不过是在更隐蔽地实践着“非此即彼”。谁能说不能容纳“非此即彼”就不是“非此即彼”呢？

“非此即彼”也是常态的一种，对它的拒绝也就是对它的服从。我很早就已领悟到这一层。我曾从另一个角度作过自我审视，我手无寸铁，“非此即彼”的武器于我正是可堪一用的利器。为什么要拒绝它呢？为什么不操起它参加由颠覆者组成的队伍呢？我害怕什么？害怕因此而来的讥讽么？我连强权都已无惧了，难道还怕来自朋友们的几句冷嘲热讽？我以自由主义信徒自命，为何却不能容忍“非此即彼”？剔出“非此即彼”等等杂质的自由主义难道不同样接近于乌托邦？

布什总统的宣告出于无奈，对专制采取“非此即彼”的批判同样是无可奈何之举。我们不可能寄希望于权力者自断利益源泉。这一点，你在给闲言先生的那个回帖中也有所表述(在那个回帖里你讲道:\“在今天进行非此即彼的价值批判是依然重要的，但这只是一个起点，不该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的思考终点。\”我并没有把现在的我当作终点)。对自己的写作，我好在还有自知之明：其中不足之处多多。我并非什么大家，只是一个身在底层的普通人的呐喊，是剧痛被施之于身后纯出自发的呐喊。所以，声音缺乏歌唱家的修养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即使别人因此有所批评，这声音我却绝不打算吞噬以自肥。此生有涯，我不希望把自己的今生拿来作学者们实施“自由主义”、“路径依赖”诸般学说的试验品。我有一个梦想，希望自己能早一点，再早点像一个自由的人那样按自己意愿生活。我不愿意把生命给予我的这张支票遗赠给儿子去兑付。因此，我不打算“在沉默中灭亡”，我得呐喊，大声地，无畏地呐喊。当然，如何使声音让人听起来更舒服些的技术，我还是想学，只不过得慢慢来，急不得。加盟宪政论衡的目的之一就是冲着学习而来的。

对你和陈永苗兄的批评我是乐于听取的。害怕批评或畏惧批评或不能睁大眼睛看清批评都不是杜导斌的特点。你们的批评使我警醒，也让我深思。我出生于那个“非此即彼”的年代，所受的教育和所读的书，大部分都源于极权文化。我身上带有那个年代的烙印正常不过了。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正是在对那个文化（还有自己）绝望之后才走上反判的道路。我希望与他们，同时也与昨日之我背道而驰。我能容纳一切，唯独不肯宽容拥有诛杀异己的权力的“不宽容”者。这个过程本身就是非得要“非此即彼”不能实行。再深入一点作个自我批评：我就有点像是摩罗兄笔下的“无所依赖”，虽然目前尚不够格划入无赖一族，但如说骨子里有暗道相通，此话也并不过分。然而，我的所作所为，正是急切希望摆脱这种无所依赖的窘境。

王怡兄能理解否？

就“非此即彼”再答杜兄

王怡

杜兄，

非常感谢你的坦诚。这样的对话和讨论正是我所希望甚至梦想的。

首先，我对你提到的美国针对恐怖主义而对其他国家采纳的态度并不完全赞同。

你说我也没有超越非此即彼，然后说非此即彼是必要的，甚至是弱势者唯一的武器。我的看法简单说，我当然也不可能完全超越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也并不是完全错的。就象我们把知识分子分为自由主义者与新左派，这仅仅是一个开始了解的起点。是交易成本最低的一种了解他人基本看法的方式。因为我们对任何问题的初步看法都是从二元划分开始的。

你提到我给闲言先生的那个回帖，"在今天进行非此即彼的价值批判是依然重要的，但这只是一个起点，不该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的思考终点”。这句话事实上已经包含了我对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的一个看法，即“价值判断”上的非此即彼的鲜明态度，在一个专制社会当中是极其重要的。比如在我们的追求目标与他们的目标之间，我们将坚决的、非此即彼的去选择和捍卫一个民主宪政的社会和个人主义的价值立场。但价值判断明确了之后，我们要做的事情（如你在文中深情流露的希望“早点像一个自由的人那样按自己意愿生活”）是推动这个社会向着更好的、更接近于我们理想中的方向演进。当然我们的推动主要方式是独立的思想及其表达。那么在这个时候，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就可能构成一种伤害。

举例来说，我回闲言那句话具体是针对唐哭兄关于16大是一场闹剧而已的看法。“16大是一场闹剧”可以成为我们思考问题的一个起点，这个时候非此即彼的价值立场可以说是极其重要的。但一个“而已”就走到了终点。于是这个看法在我看来就毫无意义。因为这个看法中看不到一个行动者对于社会现实的担当。这场闹剧对于中国社会的意义，共产党的转变是往我们所期待的方向（也许不是他主观上想往这个方向而客观上是否可能促成某种有价值的变化？）进了一步还是退了一步？我们怎么可以去促使这个社会发生有利于我们所期待的那种变化？我觉得这些问题比非此即彼的价值表态更重要。

一旦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离开价值评判的抽象世界，而延伸到了经验世界中的现实，这种思维的附作用就是对经验世界的漠视。你说“对专制采取“非此即彼”的批判同样是无可奈何之举”，你这句话中的“专制”是一个形而上的概念。事实上专制是一个复杂的事实，专制是一种不断在分化的力量，专制是一种包含着各种具体个人利益也包含了值得尊敬和值得保护的那些利益的一个社会格局。在你的思维中，在你的檄文中，“专制”事实上被你想象成了一个人。有一张面目狰狞的脸。事实上你把这张脸放大一万倍来看，其中也有一个房间有一家人正在享受天伦之乐，也有无数的生老病死。但在一种抽象化的思维中，这些细节都被忽略了。

在今天的中国，无数的欲望、无数的利益、无数的力量在汇集，在寻找契合点。在这个鲜活的社会当中，包括共产党的所作所为，没有一件事情是非此即彼的。如果我们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希望在这样的当代社会里做一些事，推动这些像万花筒一样的现实（而不是假象中像两军对垒那样的沙场）向着我们所期待的一个自由的社会发生变化，那么在讨论社会问题的时候，就需要超越一种非此即彼的政治正确的价值评判。因为这种简单的评判第一会阻碍讨论的进一步深入，第二容易带来对进一步的深入的一种不宽容。第三可能对讨论中那些成为被讨论对象的、被抽象化了的具体的人与事构成一种藐视。

如果你把自己在当今社会所求的道路假想为中共在30年代的处境。那么一种非此即彼的简单评判和政治正确的纯洁性在一个人身上体现最明显，就是王明。这种思维是如何阻碍共产党在一个纷乱的时代获得胜利的，这种思维就将在今天如何阻碍自由主义者推动社会走向民主宪政的道路。

也许我的话如你所说：在指斥“非此即彼”为“自由主义的敌人”时，只不过是在更隐蔽地实践着“非此即彼”的判断。我完全理解你对一个民主自由的体制的实质上的热爱和令人敬佩的言说勇气。但也许我说的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也希望得到你的理解。并希望得到更深入的争论。

再复王兄

杜导斌

思考之后，我发现了我们的分歧所在。也许并不是真正的发现，但还是有必要讲出来以供与王兄切磋。

诚然如你所言，“在你的思维中，在你的檄文中，‘专制’事实上被你想象成了一个人。有一张面目狰狞的脸。事实上你把这张脸放大一万倍来看”。我确实是把这个体制当作一个完整的“个体”来看待的，这点你看得很准，极有分析眼光。然而，我们的分歧可能也正在这里。从微观角度来看，专制是由一系列细节构成的。但从宏观上看，我们目前所面对的权力却又是一个完整的“个体”，它有一个完整的称呼，就是“ＣＣＰ”，这又是不可分解的。从这个角度看，反对专制就必定是一种“非此即彼”。我的批判矛头所向，正是这“张面目狰狞的脸”。我感到，你从学理上对专制的解构，是建立在研究一系列“细节”基础上的，是争取从基因结构上对它进行“转基因”处理。而我呢？我不可能走那种“形而上”的道路，所以，我的立足点就是“形而中”，甚或“形而下”，从现实的层面着手。我的某些帖子，不怕说句自损的话，确实有点骂战的感觉。我为什么做这样子的选择呢？当然，迫不得已是根源，但还有一点就是，学者们的学理性语言往往与中国此在的公众语境格格不入。中国现在的大众传媒语境久习于大词，如你在为《２１世纪经济时报》所撰社评所用心良苦的所指，极可能在俗世中被误读为帮闲的威权语言而丧失其全部能指。

重视细节，把威权分解为应予保护，应予扬弃等种种的作法，还可能面对一种尴尬：在过度纷繁复杂的现实面前失却批判的方向和勇气，甚至可能间接成为专制的帮忙人，或至少使得渐进的速度呈粘稠状的迟滞。对我来说，后面一种状况几乎就意味着死寂。仅仅为了避免这种尴尬，我也得操起“非此即彼”的武器，以保持进取的锐气。

当然，从技术层面来讲，毫无疑问，王兄所指教的，我当牢记。同时请王兄放心，我是不会以此为终点的。我这一生都难有终点，除非坟墓。

“非此即彼”有深入探讨的必要

freiheit

“非此即彼”是个值得玩味的话题，我以为有必要深入的进行一番探讨。

倘从认知角度来看，非此即彼是一种最简单的分类方法，稍为不客气些的说法，这是一种理论上的苟且和权宜之计，也就是王兄说的“起点”，随着认识的加深，这种分类势必需要不断的重新划分边界。因为外在世界的纷繁复杂，尤其是政治生活与个体价值的盘根错节，不是肉眼能一次性作出清楚认知，甚至不是一代人能解决的问题。在学理上，对这种复杂事物的简单处理的忌讳自然是有着相当的道理和共识。如“价值判断的延期”，“犹疑的技术”，以及对民主的“审慎”性的推崇，都是对人在认知过程中简单化的一种纠正。

但是，简单化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在传播一种思想和意识形态过程中，简单化的认知可以在较短的时间里获得更多人的响应。同时，简单化也是民主的前提，因为简单化可以使更多的普通民众有参与的可能。为许多人所诟病的“平庸化”和“世俗化”，其实和作为民主前提的简单化有着重大关系。故，如果只是从工具化的角度来看，简单化意义重大。

因此，非此即彼成为行动者非常偏爱的一种理论方法。而这种方法的合理性，如施米特所言，“主权乃在于决断”，如果以学者的价值判断的延期而论，作出“合理”决断之后大好时机已经错过，甚至可能已经为敌人所消灭。因此，当小布什祭出“恐怖主义”只有敌友之分的政治决断时，一种行动者的逻辑就非常明显了。可以说，在遭到恐怖主义袭击而全美国处于战争状态的时候，这样一种非此即彼的简单划分完全符合政治家的逻辑。

但是，如果以为这种划分就符合公平和法理则大谬。因为，与恐怖主义相对的明显不只是民主和法制，与其为敌的可能还有专制和霸权，正如有人将恐怖主义的源头追溯到古代之时，那些曾为我们称之为英雄的勇士，如荆坷竟是恐怖主义的大师兄了。如此逻辑，用在利益相关者的话语里，或还情有可原，由旁观者来使用并加以辩护则在我实在不敢苟同。

其实，我这里这样讲，似乎也暗含着一点就是对杜兄直抒个人胸臆的认同，也许非此即彼是一个很好的武器。但我想提醒的是，你的“敌人”，如果有的话，却早已将这个武器更新换代。至少在宪政这个意义上，我们未必有胆量说，自己跟上了对手前进的脚步。因为，就非此即彼而言，这个方法应用的最好和最有经验以及最有强力使用的不是我们，其直接的目的乃在于将接受者至于一个较低的水平，所谓的“愚民”手段也。而最近的发展表明，你的对手在理论上已经有所调整，简单化的方法或者说是包袱抛给别人之后，自己确实在审慎的试图寻找到新的武器。

这个的自由度，对于我来讲仍然是一个需要审慎对待的问题，因为，尽管宪政事关双脚，但仍然需要用大脑来控制。而且，小脑的作用更不可低估，倘使没有发达的小脑，就不能掌握好平衡感，就不能使自己加速跑动起来，如果是那样，正应了欲速则不达的古训。

一点浅见，欢迎各位达人指正。

我的思维很乱，但愿能够通过进一步讨论加以明确

唐哭

首先要小小解释一下，王怡兄所批评的关于十六大不过是闹剧的那句话，我那样说是有具体语境下的具体含义的，那是针对楼主兄的文章，因为楼主兄的文章似乎认为十六大有独裁终结或失败的含义，所以我才会说十六大不过是闹剧，因为我看不出名义上一两个职位的转让能得出楼主兄文章中的结论。

那么王怡兄何以对这样一句话发出了感慨呢？这是一件比较有趣的事情，按我的理解，王怡兄的感慨似乎包含更广泛的内容，而其关键词落实在“担当”上面。不知王怡兄的感慨是否真如我理解的那样？

批判不是终结这句话很对，批判当然不是终结，如果批判并不能解决问题的话，继之而来的是什么呢？是建设吗？

正是这个问题有加以讨论的必要，我认为批判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只有靠继续批判去解决，而批判的不能解决问题毫无疑义地是在说明批判本身不够深入，我们在批判这件事上做出足够的努力了吗？与可以做的相比，我们已经做的事情实在还太少。

我们不妨回忆一下，为什么选择批判作为自己的立场？选择的理由如果是充分的，难道它会因为挫折而否定自身吗？如果答案是“否”，那么如何能改弦更张？批判或非此即彼当然是起点，而由这个起点出发，更具体或更深入是正确的，在更具体与更深入时不迷失方向，始终遵循起点的原则立场，则是必须的。

王怡兄似乎对乌托邦有很严重的批判，这与我对乌托邦的看法大相径庭。我认为乌托邦的价值值得肯定，因为所谓乌托邦顾名思义是理想模型，一个理想模型或基准点，它对稳定的反馈系统来说决非可有可无，它是至关重要的。而批判的意义也蕴藏于其中，批判的积极方面是用理性原则建设与检验模型，批判的消极方面是坚守对模型的肯定，并且用这样的坚守来约束现实的偏差。

我们的批判正是在积极方面非常不足，没有一个乌托邦，是使得批判仅仅具有破坏作用的重要原因。当然，这个没有也不是绝对的，自由平等博爱也是乌托邦的一种，只不过那太抽象了，如果能够使这抽象的原则具体而明确起来，我相信那绝非是无意义的事情，只不过那样的努力恐怕超过了个人能力所能负担，所以很难下定开始去做的决心，也很难看准从何处着手。

王怡兄谈到细节，最近王小鲁兄在关天有一篇文章也谈到了细节，细节是无意义的自在之物吗？假如它是，它如何能成为意义世界中的理由？假如它不是，它在意义世界中作为理由难道没有明确的方向？

正如同看到社会的缺陷一样，我们也看到了社会的进步，对缺陷与进步，都需要恰如其分的评价，不过还不仅仅是恰如其分，更重要的是具体而微，也就是说既不能拿缺陷掩盖进步，也不能拿进步掩盖缺陷，缺陷就是缺陷，进步就是进步，在谈论缺陷时如果非要说它还有其他进步之处，那是离题与无意义，当然反之亦然。

之所以要这样强调显而易见的道理，是因为做到其实很难，思维的惯性总是驱使我们追求笼统简单的总体结论，而牺牲掉细节。

我也不知道是否说清楚了自己的看法，是的，有很多细节，每一个细节里都有是非，每一个是非都要凭借统一的原则去判断，细节不可忽略，原则也不可忽略。

我对王怡兄那篇社论的批评正是基于原则而不是基于总体，王怡兄注意到细节，但是否丢掉了原则呢？

我的思维很乱，但愿能通过进一步讨论来加以明确，王怡兄与楼主兄都是智者，应该不会怪罪我言词过于唐突吧？期待大家的指正。：）

彼中有此，此中有彼......

范福潮

王、杜二兄都是我的挚友，我很关心这场“非此即彼”的讨论。

在中国，政治体制的转型是一个复杂的、渐进的、长期的社会工程。由于历史原因，它比任何一个亚洲国家实现宪政的步伐都慢、情况都要复杂。中国社会的宪政转型需要海内外的“民主派”、“改革派”和执政党及体制内的官僚集团共同推进。把一个有着六千多万党员，掌控着国家全部行政资源、经济资源和大多数文化精英阶层的执政党排除在民主进程之外，既不明智，也不可能。从中国宪政史的源头——清末宪政来看，满清皇室不管出于何等动机，毕竟迈出了“立宪”的第一步。中华民国政府——不管是北京政府，还是南京政府，也都在宪政进程中往前迈进过几大步。从苏联、东欧的社会转型来看，执政党内的民主力量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可以预计，中共将在中国的宪政转型和民主化进程中起关键性的作用。这一点，热心宪政的同仁应有共识。在此共识的基础上，用一个公民仅有的能力，竭尽全力地推动这一进程。我们工作“单位”的的领导和同事，我们的家庭成员，我们的邻闾亲朋，多有共产党员，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正直、正义有社会责任心的公民，他们也在关心和推动着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不能把他们撇在一边，另起炉灶；只用“反对派”的资源和理念去实践宪政，以中国的政治环境，断无可能。总结一下“辛亥革命”的历史经验，不难看出，清末掌握各省实权的督抚、包括袁世凯的北洋新军对清室退位、对建立民国，以及民初对宪政进程的促进作用一点不比孙文等人的革命党差，在民初的宪政舞台上，北京政府和实力人物在紧要政治关头的应对和举措，比革命党要老练的多。

我讲这些，旨在以史为鉴，让大家对中国宪政转型的复杂性、长期性有些认识。不要把任何一种政治力量排斥在改革的进程之外，不要轻启“打倒”、“推翻”的念头。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本身要用民主的手段，既然憧憬“多党制”，就应该学会政党政治的基本理念和操作技术，把现在的执政党也视为一个需要研究、需要共事的竞争对手，一个现实的政治实体。既然是各种政治力量在合力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就要讲究怎样配合、妥协，就要把国家的长远利益和公民的政治诉求兼顾起来，承提起应有的政治责任心；不合作、不妥协的作法，不是好办法。各种政治力量是一个矛盾的整体，彼中有此，此中有彼。“非此即彼”的观念应当纠正。

胡言几句

危舟

在立场上，非此即彼的大前提是必需的，但问题是我们应该把对手放在什么位置上？是死守自己立场上的“政治正确”而非要痛快淋漓地置对手为死地不可，还是争取改变对手的立场？杜兄认为“我们目前所面对的权力却又是一个完整的“个体”，它有一个完整的称呼，就是“ＣＣＰ”，这又是不可分解的。”我不认同这样的看法。如今的党虽然离你我所希望的还相当遥远，但已经不是当初的意识形态斗士，专制现实并非源于杜兄说的“个体”的一种可把握的主观安排，问题应该说是具有历史性的，目前的专制与党的传统有关，当它自身陷入其中无法自拔的时候我们是把它拉出来还是站在一边骂它如何不争气？当政治行为形成一种可以说是“自发的专制”（我生造的这个概念可能不够准确，但希望你能理解）时，我们会发现专制不仅仅是一个党的问题，它包含在整个制度结构、意识形态话语当中。如老范的回复所说的“我们工作“单位”的的领导和同事，我们的家庭成员，我们的邻居亲朋，多有共产党员，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正直、正义有社会责任心的公民”，但是为什么我们面对的依旧是专制现实呢？我想杜兄也不会同意把责任全推给高层的几位领导人。所以就牵涉到整个体制问题，我看王怡兄说的并不是如您所认为的那样“王兄是从文化的层面来看的,我则更偏从体制的角度来言说”，王怡的回答恰恰是偏重于体制的角度。但我以为王怡的比喻不是很恰当，我觉得一张狰狞的面孔放大了看就失去了狰狞，所以我们要弄清楚的是为什么并不狰狞的细胞得以构成一张狰狞的面孔。“在过度纷繁复杂的现实面前失却批判的方向和勇气，甚至可能间接成为专制的帮忙人，或至少使得渐进的速度呈粘稠状的迟滞。”批判的勇气并不是表现在非此即彼的推断上，真正的勇气恰恰表现在一定的容忍当中，而且非此即彼这样的一种态度同样会沦落为专制的帮忙者，此种态度并不能够对专制形成足够的打击力，反而会使打压渐进势力有了借口，偏激一点说专制对这样的态度有着一种依存关系。对于王怡评16大的那篇文章，我个人是不会主动去写，但写与不写其实无关紧要，写出来在思想上也并无多大意义，其唯一的价值是在表述方法上，在一些人看来，这样的表述已经是向体制的缴械，但是我们把它跟那些党报上的评论文章比较一下即使是表达同样的意思时语言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倒过来想想，这样的文章在那些意识形态的神父眼里其实还是大逆不道的。我觉得这是使语言能够首先逃离官方意识形态的一种尝试，或许这是无心插柳。脑子混乱，胡说了几句，杜兄勿怪！

2002-1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