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者说
流亡者说
王怡
1989是一个关口。距离奥威尔笔下预言般的《1984》已相去5 年。当时我正读高一，满怀反叛的念头、亟待升华的里比多，和如同地下党人般创世的激情。但在那一年，个人内心的激昂是如此微不足道，时代的风云际会超出我的想象。一切在霎那间走样，我终究以一个未成年人的灵魂，承担了一场无从理会、无从介入的风暴。后来读到北岛的《一切》，发现1989对于我们，如同1979对于他们一样的荒诞，仿佛西西弗又一次推石上山，又一次回到起点。
从我进入成都某座高校，“1989”像一个魔咒，不断在我内心生出冲动，不顾一切地渴望介入和缅怀。我妄图以自己有限的视界，去拼凑时代的残简，建立一种在我的年龄上可以理喻的模型。对我而言，这是唯一的方式，可以弥补时代给予一个未成年人的残忍。而那是肉食者和革命者们绝不会在乎，也从未想过的。没有人会这样来理解：在一场流血事件前，哪怕只有一滴儿童的眼泪，就将让一切革命者落入地狱，永不得救赎！
由于他们那妄自尊大的信念，对我们青春期心理卫生极不负责的态度，以及没有在某个地方立上“未成年人不得入内”的告示，这种极其残忍的对于灵魂的戕害是当局和体制意识不到的。整个时代和成年人的世界也在利诱和胁迫中，无耻地行着口戒（现在这些人又踞傲地说不和70年代生的人做朋友）。这使我在边远的外省，搜罗信息的渠道只能在海拔以下。多年来，暗无天日的断续阅读，使我逐步挨近了流亡者的叙述。
刘宾雁
这是唯一一个我在高中就阅读过的作者。在那个人们的思想还受着意识形态劳教的年代，报告文学一枝独秀，站在舞台的最前端，小心翼翼地捧着社会的良知。记得是高二，我第一次读到刘宾雁的名篇《第二种忠诚》，心中如遭雷劈。那种深刻的震撼，给了我精神上美好幻想的致命一击。正是它开始让我怀疑、并觉察到教育者和引导者都在隐瞒着什么，整个体制维持着旧日的神话，并不断闪着漂移不定的目光。它也第一次使我感到了在体制力量下的屈辱和失节，并使我内心青春的叛逆断然脱离了生理性的境地。虽然文章的情节和主角都已淡忘，我却永远忘不了当时的热血滚动，当时喉头里的腥擅之味，和一阵回甜。
在当时，刘宾雁将某种事物指给我看，并让我心如死灰。
许多年过去，在一次自由亚洲电台的新闻评述节目里，我第一次听到刘先生的声音。那一天他谈的是江某人首次公开发表于《人民日报》的旧体词。其中一首是游东北故地有感。刘指出东北旧工业区是国企处境最为不堪的地方，下岗的压力也最为严峻。我还记得读大学时，一位来自东北的同学，讲到当地下岗职工窘困和毫无尊严的生活，竟令我们有恍如隔世之感；其时身在南方的我们还弄不大明白下岗是怎么一回事。刘尖刻地指责那首诗对社会问题和民生疾苦视而不见，反弹琵琶，充斥着对太平盛世的精心装点和衣锦还乡的自鸣得意。接着，如大多数人的条件反射一样，刘先生将这首诗与毛泽东的旧诗词作了一番有意思的比较。
感到庆幸的是，在遭到强烈的电波干扰前，我终于在黑暗中听完了刘宾雁的评论。
从某种意义上讲，自由知识分子都是流亡者。流亡于庙堂之外、江湖之远。在我的周围，70年代出生的知识分子最了不起的一点，就是除开极少数人，大都彻底拒绝了“学而优则仕”的旧式士大夫抱负，和对官府的思春之情。反而坚持以民间立场去安身立命，站在政府的另一边去推动一个多元价值观和多元力量的现代社会。我常常借用胡适先生的话，对我的80年代生的学生讲：希望你们在40岁前不要进政府。40岁后呢，希望你们有当议员的机会。只要你们拼命赚钱，就是在努力维护政治国家和民间社会的平衡。
正是在刘宾雁这样的流亡者身上，我服膺了海耶克的名言：一个没有对立面的社会，就是专制的社会。这里的“对立”是非暴力的，并无道义上的褒贬敌我之分。它仅仅具有这个词在物理学上的含义。
刘晓波
这是一个连自由主义者也很难在情感上容忍的异端。因为他在1989的关口甚至说过这种激越得失掉起码分寸的话：--中国的问题要作三百年殖民地才能解决。
我对刘晓波的全部了解，来自于在成都九眼桥淘得的一本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思想者文从”中的《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对话》。整个大一一年，这是我的床头书之一。虽然放至今日，刘的论述未免空泛，激情有余而学理粗疏。但那份挥斥方遒的狂放和感性生命的泛滥力量，还是像雷电将我在旷夜中闪亮。
在此之前我迷恋于庄禅之道，和温文尔雅的儒家风范。正是刘晓波将西方的刚性文明和个体张扬的酒神精神带到了我的面前。在1989后几年文化界可耻的缄默中，1989前的译、著作是我们这一批人精神成长的主食。对传统文化摧枯拉朽的颠覆力量使这薄薄的一册书重逾千斤，它驱动我在以后的数年里开始了对尼采、弗洛伊德、叔本华等人的大规模阅读。
在我个人的精神起居注上，这本书是一件无法置评的文物。刘晓波这种人在1989年像一场洪水，我们却是洪水过后留下的石头。
魏京生
其实魏京生不属于1989，他属于更早的1979. “西单民主墙”在当代史上像一个谶语，只有能指没有内容。我只是在漫长的青春期内，不断听到访华的西方要人要求释放魏京生，或想与他见面。官员们无法想象这样一个人物对于青春期的孩子们，会有怎么样的影响力，至少是引发了我莫大的好奇心。
直至1999魏京生访问台湾，才在自由亚洲电台听到关于他的简介（这不奇怪，成都发生在离我十公里以内的某些事情，我也是常常从国外的媒体上才能知道），难能可贵的，我还碰巧听见了魏先生与李登辉的谈话录音。
这才知道当年姓魏的在西单贴的什么样的大字报。那篇文章有一个足以让他入狱呆着的标题--《第五个现代化》。这与刘宾雁《第二种忠诚》的思路倒是异曲同工，都是在承认“第一”乃至“第四”的合法地位的前提下，开出另一种方式和路径。至少从策略上都还是改良派，没有搞大动作的煽动性。但把民主制度看作“政治的现代化”，在当时的确是谋大不逆的。1957年的旧自由派知识分子这么说还情有可原，整了这么多年还敢这么讲，莫非吃了豹子胆。
鲁迅说过一个小故事。一家人生了儿子，几个人去朝贺。第一个说：这孩子将来一定大富大贵、长命百岁。第二个人却说：这孩子是一定要死的！这家伙便被驱逐出境。最后一个人卖了个乖，不再说话，直看着那孩子笑，笑得不可开交。
我们若是那官人，在万物回春、老树发新枝的当口，有人敢不识时务的那样说话，就算我们是自由主义者，不会抓人，也免不了要朝他啐几口口水。
也套用鲁迅的评论，说历史与人心大抵如此。比如戊戌变法，短短数年光阴，清廷便全盘接过了君主立宪，反而比起当年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情势已变，激进力量坐大，革命如箭在弦，不得不发。温和的改良主张从此长达百年，始终没法成为中国历史的主流。可见历史的转捩如此不可拿捏，令人喟叹思想不在乎对错。而在乎时机。
中国之大，有几人得知魏京生到底是何许人。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金观涛
大一的一堂课，以后成为我朋友的雷立刚姗姗来迟，手中提着厚厚的一卷书。我一瞟眼看见了封面--《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金观涛著。
那一瞟眼使我记住了雷立刚，也记住了金观涛。
在1989的流亡者中，金观涛是最扎实的一个学者。金与他的妻子刘青峰一道，率先将系统论等自然科学方法论导入史学研究，尤其运用于对中西方社会结构的剖析，在当时有石破天惊的影响。
我在旧书肆淘到的金观涛著述颇多，主要是当年川人版“走向未来”丛书里的。如《在历史表象的背后》、《悲壮的衰落》、《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以及《人的哲学》等。此外还有一本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问题与方法集》。但却遗憾，在朋友手中惊鸿乍现的那本大部头始终与之无缘。
后来读了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读了法国年鉴学派对于历史境遇的精心复原，还有剑桥史高屋建瓴的以史带论，以及钱穆先生对国史“充满温情和敬意”的体会，频频为之折服，差不多已经忘掉了金观涛80年代在大陆筚路蓝缕的功业。朱学勤近年有一篇时文，曰：《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论的是1968年人。我读此文时总想起金观涛这些1989年人，他们何尝不是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在国内，被盘踞学术界的人们集体地抹去，整个知识界坚守着可耻的沉默，绕过某些肉食者不喜的名字，如绕过沼泽和雷池。香港中文大学《21世纪》创刊十周年的特辑上，有金观涛先生的大文《十年回顾》。可惜网络版上看不到，还是缘悭一面。
严家其
严家其的《权力与真理》也是在九眼桥上获得。这是我摆脱高中政治洗脑后的，第一本启蒙读物。他将一场缺席审判中被告一方的大致情况讲了出来，使我将挥动的拳头有保留的收起，开始坐在离双方一样远的距离，将我以后的阅读当成是对证人的传唤。
后来我又在成都有名的南牖旧书铺，买到了严先生的《首脑论》。放在90年代自由主义的言说下观照，严家其在学术上的建树微乎其微。但在史上，却不容抹煞他盗火者的功德，仿佛胡适的《尝试集》之于汉语新诗。
衮衮诸公，严的名望最大，等同于方励之。今日之中国能容刘军宁、朱学勤，十年前却决不能放下严家其，也是历史际遇不可拿捏的凭据。
但今日国内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与1989年诸公亦有根本的分歧。激进的思想和变革道路已为智者不取。政治自由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成为我们手中的双飞燕。海耶克、波普尔、柏克等人的“梦幻组合”，对历史决定论、乌托邦思想和革命者自大的建构理性大战了三百回合。自由主义者是真正的解构者，将社会的自由与民主，从道德的和哲学的欲望里解救出来，而与市场体制下的每一项财产权、每一笔皆大欢喜的交易紧紧相连。但流亡集团的民主观在骨子里与共产主义的思维方式依然如出一辙，他们同样不在乎、也不会理解我当年作为一个未成年人所受到的伤害。
也许流亡是一种很特别的生存状态。纵观中国近代史，革命的激进力量无不来源于海外的流亡集团。流亡使人容易偏执，同时将深深地暗示流亡者自身的无辜和使命。在某种意义上，激进的姿势已是流亡者唯一的价值。
但一个思想者被本土所摒弃，始终是令人尊重的。他们的全部努力就在于死死抱住一个花了沉重代价才得到的麦克风，及烈士般的姿势。我因此宽容了他们对于某种态度和道路的坚守，而保留下起码的景仰和同情。
多多
在1989的关口，多多，是一个误入白虎节堂的平民。
朦胧诗群里，其实多多是最没有政治性的，不像北岛、江河和芒克。他是一个在语言上走得最远的先锋之一。但在“六四”之夜，多多恰恰是一个目击者。更加巧合的是在六月五日凌晨，他搭上了预定去欧洲的国外班机。在走出舱门的一瞬间，面对西方媒体的镁光灯，一个最纯粹的抒情诗人象被人从背后踢了一脚，跌入时代中心的是非地。第一个问题是：昨天晚上你在不在天安门？
多多讲，当时他与翻译对视了一秒钟，他在犹豫，因为某种回答将可能把背后的舱门永远地关上。
——我在。
十年后的一个深夜，我从自由亚洲电台“目击者说”专栏，听到多多叙述自己成为流亡者的故事。我一直在努力理解，诗人的身份在整件事中的位置。在大陆销声匿迹十年后，《天涯》1999年某期刊发了多多的诗歌专辑，意味着多多的写作终于返回了本土。与前述诸公不同，多多是一个不自觉的介入者，一个不小心撞破了隐私的人（这使窥视者与被窥视者感到同样的尴尬与愤怒）。当他说出最初的那两个字“我在”，他便作茧自缚，内心的良知使他无法回头，开始了他在媒体上、聚会上甚至在大赦国际的证人席上，作为目击者的使命。
诗人的身份，在这里只是一种巧合。但也可能，是一种象征。
2000-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