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的梅毒和克林顿的婚外情
列宁的梅毒和克林顿的婚外情
王怡
《围城》里的方鸿渐给人家中学生演讲，说明朝的对外开放有两个结果，一曰鸦片，一曰梅毒。
费正清那老头还坚持说帝国主义不存在。梅毒就是呈堂的证供。许多后进国家的近代化自强运动，首先从洋鬼子那里拿来的便是这见不得人的东东。
俄罗斯的梅毒源于何时，不得而知。但在共产主义梁山泊坐第三把交椅的伟大领袖列宁，就是流亡国外时染上这毛病的。当年，列宁领着德国政府发放的津贴，在海外从事民运活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他老人家拖着伤未痊愈的老二，匆忙回国。这情形颇有些状似孙文，我们的这位国父一辈子都在为革命拉赞助（不止一次收受过日本政府及军方的票子，与其他欧洲列强也办有不少秘密外交，比袁大头差不了多少）。武昌起义炮声隆隆，孙先生正在科罗拉多州典华城一家卢姓唐人餐馆打工。也是忽然一天，有同事叫道：老孙，不用洗盘子了，回去当总统罢！
放在国民党训政时期，孙文可是碰不得的。我这么一调侃，只怕要被杀头。至于列宁那就更是老虎屁股摸不得了（当心梅毒！）。直到80年代，这些秘史才被抖了出来，在斯拉夫人的厨房里传来传去。在一个政教合一、既要统治肉体又想统治灵魂的极权体制下，领袖的意思不只是我们的衣领和袖口而已，而更是上帝的牧羊人、精神界的大祭司、道德的化身和一个人间乌托邦的法人代表。他不是教育大家要忠贞不二，不能搞“杯水主义”的爱情吗？他怎么可能患上梅毒呢，他基本上是连感冒也不应该害的。不然怎么说是唯一正确、绝对正确，是我们光荣、伟大的指路明灯，是尘世的基督和共产主义的新摩西呢。
所以列宁的病一直是党内的最高机密。虽然我们不知道是否多少因为保密和忌讳就医的缘故，使他老人家早年落下的帝国主义的烙记，没能得到根本的清除。反正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同志，最终是死于晚期梅毒引发的痴呆症。
不由得想起小时候。有一次我们一堆十来岁的孩子闲聊，一个平日里精灵古怪的小子忽然间手足无措、两眼发光，对我们大叫：
“毛主席拉不拉屎？”
那时应该是里根才当上美国总统。不知我们的同龄人会不会有这种问题：“罗斯福也会和我们的父母一样在晚上光屁股吗？”
听上去挺有意思。
至于克林顿的婚外情谈的就多了。反正人家政教分离，政府不过是一个世俗意义上的管家婆。克林顿犯下一个“世界上大多数男人都会犯的错误”（语出成龙），有什么稀奇。国家元首与革命领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你的管家或者保姆偷了情，对你家里的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没有一丁点冲击（除非与你偷情）。因为他不代表我们内心的任何信仰，思想在民间自行其事，“恺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
有一个美国的判例，从第一遍读到就让我感动不已。在1935年宾夕法尼亚州北部一个偏远的山区小镇，孩子们每天上课前，像我们这里一样要举行向国旗致敬的仪式。但有一天，读7年级的莉莲和读5年级的威廉，决定拒绝参加这一仪式。因为他们改信了“耶和华见证人”教派，这个教派反对一切形式的偶像崇拜。教派的活动家号召大家：“不要向希特勒致敬，也不要向任何人致敬。”
莉莲和威廉的父亲去学校，解释了他的儿女拒绝参加向国旗致敬仪式的理由。他说：“我们没有对国旗不敬，是《圣经》叫我们这么做的，我们不能违背《圣经》。”这位父亲对那些视他们为共产主义者和卖国者的官员说：各国的国旗只是世俗政府的象征，是属于撒旦而不是属于上帝的。
两个孩子被开除了，他们的母亲在家中教他们读书。并在民权组织的帮助下开始了长达8年的诉讼。1940年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认为，“国家的团结和安全”比信仰及表达自由更重要，“我们是靠象征来生活的”。法院认为，莉莲和威廉无权拒绝参加升旗仪式。这个判决让我们比较亲切，就像肯尼迪说“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要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我们听起来会以为是列宁来了。
但三年过后，由杰克逊法官撰写的，美国最高法院对另一起几乎一模一样的案件作出的裁决，终于推翻了前一个判例。法院重新认为，“强迫性的舆论一统只有在墓地坟场才能取得成功”。杰克逊法官举极权主义的例子说明，言论与信仰自由，包括政府在思想上的价值中立是现代民主制度的根基。他在裁决书的结尾部分写下：“如果在我们宪法的星座中有任何不变的恒星，那就是任何官员，不管他身居高位还是卑微低下，都没有资格决定在政治、民族主义、宗教或其他观念上什么才是正统，也无权强迫公民用语言或行动来承认上述方面的信仰。”
为了强调这一次判决的象征意义，美国最高法院特地在1943年6月14日——美国的国旗日这一天，宣布要求学生向国旗致敬的法律因违背宪法而无效。
话扯远了。但在这样的宪政背景下，我们才好理解克林顿的性丑闻与列宁的梅毒事件有何不同。我们原本是可以谅解列宁的，就像谅解克林顿或者成龙一样，拍拍他们的肩膀，说一句：“吃点汇仁肾宝，你好他也好哇！”
但是列宁的肩膀却是我们不敢去拍的，他自己弄到最后也是受害者。莫斯科又没有狗仔队，把一个大好题材浪费了。而克林顿一场官司就花了几百万美元，独立检察官那边也破费不少。媒体最高兴，像是进入了狂欢节。事件的女主角莱温斯基更是赚了个满钵满盆，肥得流油。一句话，光凭总统的一夜情，硬是让美国的GDP增长了不少。政府的岁入也分了点花红，老百姓又多了些茶余饭后的闲聊，算得上皆大欢喜（希拉里并不亏，凭同情就捞到许多政治筹码，比快卸任的丈夫还抢手）。
维持一个道貌岸然的乌托邦有哪点好呢？把列宁的病情大胆说出来嘛，看看我们的中药管不管用，不要请个外国医生还偷偷摸摸的。更何况，“梅毒”比克林顿那档事有搞头多了，早些解放思想，让伟大同志搞搞新意思，在那通货紧缩、排队买粮的年代，一不小心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也说不得呢。
记得99年有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来大陆，谈及美国的新经济，对格林斯潘领导下的美联储评价很高。记者便问：那克林顿政府对90年代新经济的贡献如何？人家这样回答：看在克林顿没有做过什么事的份上（治大国如烹小鲜——笔者），给他打个8分吧。
你看，克林顿这8年没有集中力量办什么大事，也没有搞个什么理论、思想出来，还耍了盘流氓，人家诺奖得主给他打8分！我们的领袖整日里板着脸，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又要大开发、又要讲正气，多辛苦啊，好多人不理解，还摔了筷子骂娘呢。
2000-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