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蚂蚁做梦的地方：电影《末代独裁》

绿蚂蚁做梦的地方：电影《末代独裁》

王怡

写下这个题目，想起德国电影大师赫尔佐格的同名电影。在澳洲广袤的内陆，土著中的钉子户，用一个美丽的传说对抗矿业公司的开发。他们说，脚下是绿蚂蚁做梦的地方，如果惊醒它们，铺天盖地的出来，就会毁掉这里的生活。你可以理解为一种革命理论的暗示。那些像绿蚂蚁一样比尘土更低的人们，不要过分的惊动。我见过重庆的钉子户，也在堪培拉见过支搭帐篷的土著上访户。这些被惊醒的绿蚂蚁们，在国会外的空地上安营扎寨，一住就是几十年。

《箴言书》说，“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君王”，但不等于没有梦想。很多年前，我读到一位台湾诗人的《蚂蚁蚂蚁》，心中暗自喟叹。以后张楚将它大事宣扬地唱了出来。那时我就和《末代独裁》中的苏格兰医生尼古拉斯一样，刚从大学毕业，怀着蚂蚁的梦想，在街头和朋友一起唱这首歌。其实这部电影不是关于君王，而是关于蚂蚁。在某一类世界，你不是君王，就是蚁民。好像好莱坞的动画大片《蚁兵正传》，以蚂蚁的世界来表现对独裁的反抗。

苏格兰是长老教会根深蒂固的地方，今天的我会觉得，活在一个缺乏道德感的时代，是多么可怜。但对当时的尼古拉斯来说，一个循规蹈矩的世界，就等于对个人梦想的死刑宣判。影片开始，一群毕业男女一路狂奔，脱去毕业礼服，跳入水中。尼古拉斯和父母晚安后，躺在床上歇斯底里的叫喊。他起身转动地球仪，说转到哪里我就去哪里。结果转到加拿大。可如果能去加拿大，为什么不能待在苏格兰。尼古拉斯要的是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梦想。于是他继续转到他想要的地方，一个像乌托邦的地名，叫乌干达。

如果这部电影是描写乌干达军事独裁者阿明的，它远没有1974年那部纪录片精彩。我手里有欧洲标准公司几年前修复的版本。当时阿明邀请一位法国导演，希望向全世界展现他亲和力的一面。阿明耐心对着镜头解释军队的操练，颇浪漫的在自然保护区行舟，声称大象是自由的象征。甚至破例让导演拍摄一次完整的内阁会议。结果这位纪录片导演，我应该记下他的名字，巴贝特·施罗德，他以貌似顺从的态度配合阿明，却以新闻人的良知和智慧，剪出了一部电影史上罕见的独裁者自我扮演的纪录片。

阿明的扮演者惠特克说，他至少看这部纪录片不下一百遍。他的表演也为他赢得今科奥斯卡影帝的小金人。但和纪录片相比，我的沮丧还是难以言传。《末代独裁》中的阿明形象，鲜明但是刻意，复杂却嫌单薄。就像多年前面对电影画面，我对文字产生的无力感。我同意这句话，没有一位小说家的想象力，超过生活本身的残酷。我们没有摄像机，才被迫动笔，拍不了纪录片，才想办法编故事。当我们的世界被虚构文本所描叙时，我们就差不多活在另一个世界。这往往是我们想逃离的理由。也是尼古拉斯远离真实的苏格兰，向往虚拟的乌干达的渴望。

当他意外的成为独裁者的私人医生，坐上总统专车在乡间奔驰。乌干达的孩子们在后面一路奔跑，一路挥手。尼古拉斯从此进入一个人物扮演游戏，他忍不住想象自己是一个总统，向着窗外的蚂蚁们挥手。就像阿明，非要想象自己是苏格兰的国王。搞得这部电影的直译“最后一个苏格兰王”，很令人费解。

苏格兰的年轻人梦想乌干达，乌干达的独裁者梦想苏格兰。这部电影不仅关于政治，实在关于人类的梦想。前年我在重庆山区，还遇见这一幕的后现代版。盘山公路上的小学生一看见小汽车，就三五成行，退到路边鞠躬敬礼。我想，一定有一些渴望摇下玻璃向他们挥手的人，叫他们如此。也叫他们分辨公共汽车和小汽车。因为一些人的梦想就像小汽车，另一些人的梦想就像公共汽车。

电影中的阿明一身戎装。纪录片中的阿明却常常西服领带，他粗野、蛮横，却也幽默，甚至有几分腼腆。他一面是杀气，一面是傻气。一面精明，一面荒唐。在内阁会议上，他说，如果你去任何国家，都会发现每个人都爱他们的领袖。我们也要这样。他说，如果你去其他非洲国家，会发现他们的妇女每天早上五点就起来上班，我们也要这样。他批评外长的手腕太弱，几个星期后，人们在河里发现了外长的尸首。

阿明告诉人民以色列人会在河里下毒，在不结盟国家会议上，他引用希特勒的文件批评犹太人。他赶走所有亚洲人，没收他们的财产。他针对戈兰高地的军事演习就像一场过家家。阿明在电视上告诉人民，他的行为是上帝的旨意，反对他的人和事，上帝告诉他，他一般会在几天前就知道。这话令人想起纳粹的宗教事务部长汉斯·凯尔，他对主教们说，“国家社会主义是上帝的旨意，党就代表了真正的基督教”。

从这个人身上，你能窥见二十世纪某一类独裁者的性情，充满诗人或精神病人的狂想气质。看电影的，会想起韩国影片《孝子洞的理发师》，一个成为总统理发师的普通人，对国家的一切都充满了信任。一个温馨故事折射韩国数十年的政治变迁。读书的，就想起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的回忆录。这个比尼古拉斯幸运得多的同行，行文谨慎，却仍无法在领袖的巨大身影旁边，描绘出一个绿蚂蚁做梦的地方。

“伴君如伴虎”，或者是对这部电影的东方专制主义式的解读。但我始终认为，电影的真正主角是年轻的尼古拉斯，这部电影的真正悲剧从毕业生们脱光衣服、扔掉博士帽的那一刻就开始了。当尼古拉斯见识到阿明的残暴，决心逃离时，这部电影的主题，就是从虚拟的乌干达回到循规蹈矩的苏格兰。这部电影关于梦想，关于人的梦想是如何靠不住。当尼古拉斯的地球仪转到加拿大，他不甘心。转到乌干达，他就放下一切去了。

尽管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挨近君王的身边，但无数蚂蚁的梦想，从古至今，都和一个遥远的君王的意象有关。北师大附中的女校长卞仲耘，是文革中第一个被学生打死的老师。几十年后，一位当年的女生在另一部纪录片里，回忆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场面。她说，我一直在想，如果当时我上了天安门，我和领袖握了手。我会不会更积极的投入那一场运动，我可不可能参与对卞老师的殴打？

也是几十年后，北师大另一位女教师于丹，解释《论语》的“民信之矣”，她说“老百姓要对国家有信仰”。她也许不知道尼古拉斯，但她连卞仲耘都不知道吗。绿蚂蚁没有做梦的地方，它们一旦做梦，甚至和独裁者一样危险。尼古拉斯回去苏格兰，梦醒之后，我们回去哪里。

2007-0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