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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李义山)诗全集 - 郑在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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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商隐诗全集/郑在瀛.—武汉：崇文书局，2015.8

（中国古典诗词校注评丛书）

ISBN 978-7-5403-3158-0

Ⅰ.①李… Ⅱ.①郑… Ⅲ.①唐诗-诗集 Ⅳ.①I222.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5304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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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诗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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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制：中印南方印刷有限公司电话：0710-3329311

开　　本：148毫米×210毫米 1/32

印　　张：22.25

字　　数：700千

版　　次：2015年8月第1版

印　　次：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03-3158-0

定　　价：5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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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诗词校注评丛书编撰委员会

顾　问　冯其庸霍松林袁世硕冯天瑜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左东岭叶君远朱万曙阮　忠

孙之梅杨合鸣李　浩汪春泓

张庆善张新科张　毅陈大康

陈文新* 陈　洪赵伯陶胡晓明

郭英德唐翼明韩经太廖可斌

戴建业

（注：标*为常务编委）

前言

一

李商隐的名字同他的绝妙好诗早已进入千家万户。即使读书不多的人，对于“昨夜星辰昨夜风”、“心有灵犀一点通”、“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一类感人肺腑、动人心魄的诗句，也能随口道出。李商隐的那些以“隐僻”著称的、以描写丰富的内心世界和细腻曲折的爱情心理为最大特色的诗歌，展现在我们面前，被更多的读者理解和接受而愈来愈受到世人的喜爱。

李商隐字义山，自号玉溪生、樊南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生于唐宪宗元和八年（公元813年），卒于唐宣宗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一生经历了宪、穆、敬、文、武、宣六朝，正是史家所谓中晚唐时期。

李商隐一生的遭逢际遇，处处与他的时代密切相关，虽然他只是一个官不挂朝籍的小吏。他出生在一个已经没落的小官僚家庭，父亲李嗣做过获嘉县令，祖父李俑做过邢州录事参军，高曾祖也只担任过县令、县尉之职。他在《哭遂州萧侍郎》诗中说：“公先真帝子，我系本王孙。”自称与皇室同族。那是因为他的祖先李承在北魏太武帝时受封姑臧侯，又以本爵让给弟弟李茂，承、茂的曾祖是凉武昭王李翯，而唐高祖李渊是李翯的七代孙，所以李商隐确实与皇室同宗共祖。惟同源分流，迁徙异地，故属籍失编；从诗人的祖父开始，李家由原籍怀州河内（沁阳）迁居荥阳（郑州），两地相距二百里，中间隔一条黄河。诗人三岁时，父亲罢去获嘉县令，往江南充任地方使府幕僚，“浙水东西，半纪漂泊”，举家随往浙江，诗人在江南度过六年童年生活，九岁或十岁时，父亲病故。“某年方就傅，家难旋臻，躬奉板舆，以引丹旐。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既袝故邱，便同逋骇，生人穷困，闻见所无。”（《祭裴氏姊文》）他跟母亲扶柩回郑州，三年守丧毕，迁居洛阳。他“五年读经书，七年弄笔砚”，父殁之前已开始学习生活，父殁之后，在家乡跟堂叔学习古文、书法。这位堂叔学问渊深，曾在太学读书，其父曾为“郊社令”，父死，结庐守墓，遂誓终身不仕。“通五经，咸著别疏，遗略章句，总会指归，韬光不耀……注撰之暇，联为赋论歌诗，合数百首，莫不鼓吹经实，根本化源，味醇道正，词古义奥，自弱冠至于梦奠，未尝一为今体诗。小学通石鼓篆与钟蔡八分，正楷散隶，咸造其妙。”“商隐与仲弟羲叟、再从弟宣岳等亲授经典，教为文章，生徒之中，叨称达者。”（《请卢尚书撰故处士姑臧李某志文状》）在堂叔的教导和影响下，商隐十六岁著《才论》、《圣论》，以擅长古文与士大夫往来。大和三年三月，堂叔病逝。十一月，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聘李商隐为幕府巡官，当时他只有十七岁，尚未登第。“将军樽旁，一人衣白。”（《奠相国令狐公文》）可是令狐楚因为爱他的文才，深为礼遇，“人誉公怜，人谮公骂”，关系非同寻常。“每水槛花朝，菊亭雪夜，篇什率征于继和，杯觞曲赐其尽欢，委曲款言，绸缪顾遇。”（《上令狐相公状》一）令狐楚是牛僧孺党的重要人物，说他有意为牛党罗致人才，也很可能。他亲自教授商隐和令狐绹学做今体文，即当时流行的四六骈体文，这是做官的重要条件。大和六年二月，令狐楚调河东节度使。本年商隐“被乡曲所荐，入求京师”（《与陶进士书》），令狐楚“岁给资装”（《旧唐书》传），助其入京应考。《上崔华州书》说：“凡为进士者五年，始为故贾相国（）所憎，明年病不试，又明年复为今崔宣州（郸）所不取。”此书上于开成二年正月初，两次应试失败，当是大和六年、八年的事。大和七年六月，令狐楚入京为吏部尚书，商隐回郑州，谒见郑州刺史萧浣，萧浣将他介绍给华州刺史崔戎，崔戎聘他为幕僚，接着送他“习业南山”（《安平公诗》）。明年应考不第，五月随崔戎自华州至兖州幕府。六月，崔戎病故，商隐西归，往来于河洛郑州之间。大和九年六月，崔戎逝世一周年，商隐由郑州至京城崔戎旧宅吊祭。十一月，发生甘露事变，这是宦官与朝廷（包括皇帝）的总较量。宰相李训、节度使郑注谋诛宦官，事败，训、注、王涯、舒元舆等皆被杀，族诛十余家，死者千余人。甘露事变给诗人以强烈的震撼，其《有感二首》专为此事而作，对朝臣遇害深表痛惋，对宦官的凶残表示极大愤慨。接着又作《重有感》赞赏刘从谏敢于揭露宦官仇士良等的罪恶和“誓以死清君侧”的正义行为，表现了对国家政治前途的关切和爱憎分明的感情。开成元年，他奉母迁居济源，到济源县西三十里的玉阳山学道教。玉阳山是王屋山支脉，山下有玉溪，“故山峨峨，玉溪在中”（《奠相国令狐公文》）。“义山未第时曾习业于王屋山的玉溪，说明他的学仙和习业原是同时事情。”（《李商隐评传》）所以商隐自号玉溪生。开成二年春，商隐考中进士，高锴为主考官。令狐绹当时在门下省为左补阙，高锴“见之于朝，揖曰：‘八郎之友，谁最善？’绹直进曰‘李商隐’者，三道而退，亦不为荐托之辞，故夏口（高锴出任鄂岳观察使，治所在夏口，即今武昌）与及第’”（《与陶进士书》）。商隐在给友人的信中坦率地述及自己中进士，得力于令狐绹的推荐，此信作于任弘农尉时，已与绹关系破裂，但并不否认从前所得到的帮助。进士及第后，于暮春三月东归，向洛阳亲友报喜，回济源安排母亲的生活，到外地聚粮以解决吃饭问题，诸多事情需要亲自料理。令狐楚早在上一年四月调任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曾聘商隐入幕，当时因奉母居济源，未赴镇。及第后，令狐楚又催促他入幕，他答应“至中秋方遂专往”（《上令狐相公状》六）。入冬，令狐楚起病，商隐由长安匆匆驰赴兴元（今陕西南郑）。《奠相国令狐公文》说：“愚调京下，公病梁山，绝崖飞梁，山行一千。”他到镇时，令狐楚病已沉重，代楚草《遗表》，十二月扶楚丧回京。开成三年春，应博学宏词科试，考官周墀、李回已经录取他，复审时，有位中书长者说：“此人不堪。”被除名。冯浩《年谱》说：“中书长者，必令狐绹辈相厚之人。”非常正确。但是令狐绹既助他成进士，为何又通过中书长者毁之于宏博呢？学者多以为商隐婚于王氏，做了李党王茂元的女婿，因此得罪了令狐绹。冯浩说“应宏博正当初婚之际”。他们都以为商隐先结婚后应试。事实上，婚于王氏是应宏博以后的事，开成二年，不可能受泾原节度使王茂元之聘，故能受令狐楚之召赶往兴元，三年开春即准备应试，还要请当世显达为之延誉，不可能往泾幕求婚。他与令狐绹之间出现裂痕，应当在中进士之后、应宏博之前这段时间。商隐中进士后，立即写信给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令狐楚表示感激。“碎首糜躯，莫知其报效。”（《上令狐相公状》五）但他并不愿一辈子做幕僚，也不把朋党关系看得比君臣关系更重要，他一心想通过考试释褐做朝官，以摆脱白衣卑职和贫困处境。《樊南甲集序》曰：“十年京师寒且饿。人或目曰：‘韩文、杜诗、彭阳（令狐楚）章檄、樊南穷冻。’”青年李商隐以挨冻受饿闻名京城。何况老母在堂，弟妹尚幼，作为长男，不得不负起养家的责任。在举家几乎断炊的情况下，他不得不到远处聚粮。令狐楚多次催他入幕，他不就职，却赶往京城谋事。直到令狐楚病重，他才匆匆驰往兴元。令狐楚能理解商隐的苦衷，而令狐绹则未必有其父的气量。令狐楚死后，商隐还要准备应宏博试，李党人物周墀、李回为试官，对他的文学才能颇为赏识，将他录取。朝中既非一党当权，商隐不可能不接触李党，并旦向他们表现自己的才能。《上李相公状》说：“某尝因薄技，猥奉深知，麟角何成，牛心早啖。”他把自己受李回的深知，比作王羲之受周的爱接。开成二年，他还为李党王茂元撰状文多起，如《为襥阳公上杨相公状》、《为濮阳公上华州陈相公状》、《为襥阳公上陈相公状》等，其时尚未入泾原幕，无非向达官贵要显示自己的才能。但是，他错了。错误不在于商隐多才，而在于向谁用才。令狐绹为人胸襟褊狭，对商隐不遵守党派戒律自然恼恨，视他为异己分子，故利用与己相厚的中书长者抹去其姓名。李商隐成了牛李党争的牺牲品，应宏博试失败后，不得不另有依投，于是赴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茂元爱其才，以女妻之。于是令狐绹找到了商隐背牛党李的铁证，嗤谪他“背恩”，尤恶其“无行”，后来牛党得势，商隐永无出头之日。唐代的朋党不同于今天的政党，不是基于经济的、政治思想的有严密组织、明确纲领的集团，只不过是政治人物们个人关系的网络。朋党的领袖们为了追求和扩大政治权力，往往拉拢那些想分润杯羹的追随者。所谓“牛李党争”是指以牛僧孺为首的官僚宗派同以李吉甫、李德裕父子为首的官僚宗派之间的权力斗争。自穆宗至宣宗朝，两派斗争将近四十年。牛党的领袖人物是牛僧孺、李宗闵、李逢吉，李党的领袖人物是李德裕、裴度、李绅。从两党重要人物的政治业绩和后代史家对他们的品评来看，李德裕比牛僧孺、李宗闵以及令狐父子要高出很多，岑仲勉甚至说“德裕无党”（《隋唐史》398页）。德裕的突出表现在武宗朝，武宗即位以后，首先打击牛党的杨嗣复和李珏；这两人是在文宗朝末年爬上宰相高位的。宦官仇士良要罢他们的官、杀他们的头，因为他们支持过武宗的弟弟和对手。李德裕在840年升任宰相，他不顾朋党利益，三次向皇帝陈词，挽救了政治对手的性命。他是一名极端精明干练的政治家，知识渊博，能言善辩，城府森严，精于算计。他把政敌牛僧孺、李宗闵从高层政治权力中排挤出去之后，对于特别过火的派性清洗活动不感兴趣，能够协调大规模的政府行动，并且向皇帝提交设想复杂的建议。武宗迫使仇士良隐退后不久，仇士良死去，其心腹爪牙被清除。李德裕铲除了宦官的各种权力基地，撤销了他们除神策军以外的其他兵权，使宦官不至像以前那样肆无忌惮。他领导的抗击回鹘战争以及泽、潞等五州的平叛战争均获胜，顶住了外族入侵、方镇叛乱的危机。李德裕同武宗之间的关系处理得极好，以其特有的魅力赢得了许多知识分子的神往。宣宗即位，起用牛党白敏中为平章事，务反会昌之政，武宗朝所贬牛党五相同日北迁；而李德裕一贬再贬，最后死于崖州。李商隐无论做地方幕僚还是在京城做九品官秘书省正字，都与牛李党争无直接关系。为摆脱贫困，一行作吏，心怀躁进，接触过李党人物，在政治上对李德裕表示同情，是事实。但作为一个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李商隐有公心，无派性，他为牛党的刘蕡而歌哭，也为李党的李德裕、郑亚而歌哭，为了什么？为了正义！开成三年应宏博试落榜，明知吃了令狐绹的暗亏，却无力挽回这终生的遗憾。他怀着满腔悲愤径往泾原幕府，登泾州城楼时，写作了《安定城楼》，说自己有贾生、王粲之悲，同时有“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的理想抱负，把猜忌自己的牛党权要比做鸱鸮、腐鼠，给予讽刺和蔑视。大约就在这一年夏天，商隐同王茂元的女儿结婚。王茂元是李德裕一派的武人，世代仕宦，大和九年由广州节度使改为泾原节度使。茂元有“七女五男”（《为外姑陇西郡君祭张氏女文》），商隐所娶是茂元最小的女儿。《祭张书记文》说：“维会昌元年，岁次辛酉，四月辛丑朔，二十日庚申，陇西公、荥阳郑某、陇西李某、安定张某、昌黎韩某、樊南李某，谨以清酌之奠，致祭于故朔方书记张五审礼之灵。”文中陇西公等六人加上张审礼共七人都是王茂元僚婿。“韩某”即韩畏之，诗中屡见；“樊南”，诗人自称。《韩同年新居饯韩西迎家室戏赠》云：“一名我漫居先甲，千骑君翻在上头。”韩瞻与商隐为同年进士，名次后于商隐，成婚于王氏却在商隐之前。杨柳《评传》说，两人各娶茂元的两个小女儿，而又均为继室李氏所出，故商隐与韩瞻关系最密切。

开成四年春，商隐至京师通过吏部试，释褐授官，做秘书省校书郎，秩位虽仅九品，但职官清要，可充翰林之选。因受牛党排挤，不久调为弘农（河南灵宝）尉，他将一名死囚改判活罪，触怒了观察使孙简，被罢官，正逢上姚合代孙简，要他还任。明年得河阳节度使李执方（王茂元妻李氏的兄弟）资助，移家长安。本年正月，文宗崩，武宗立，四月，李德裕同平章事。武宗会昌元年，李商隐辞去弘农尉，在华州（陕西华县）刺史周墀幕府。不久居王茂元陈许（河南淮阳）幕，为掌书记。二年春入京应吏部试，以书判拔萃，授秘书省正字。冬天，母亲病逝，因居母丧去官，三年后才服阕入京复官。这期间，他为母亲、先辈戚属和夭亡的小侄女寄寄一共操办了五起葬事，几乎耗尽了仅有的微薄积蓄。会昌三年，王茂元调任河阳（河南沁阳）节度使，进讨刘稹之乱，中道而卒。四年春，杨弁之乱平定后，李商隐离开长安，移家永乐，一方面是因为岳丈谢世，在长安没有依靠；另一方面，因为家中经济困难，移居乡村减少开支。远离喧闹的京都，过着隐居田园的生活，醉眠花下，展卷窗前，自栽草木，独赏岚光，十分惬意。但是唐朝不是晋朝，李商隐不同于阮籍、王羲之、陶渊明。晋朝人害怕做官，因为政治黑暗，做官危险；唐朝人喜欢做官，因为有盛唐气象和中唐复兴给人带来希望。商隐不甘寂寞，积极用世的思想经常在胸中翻滚，其《春日寄怀》云：“世间荣落重逡巡，我独丘园坐四春。纵使有花兼有月，可堪无酒又无人。青袍似草年年定，白发如丝日日新。欲逐风波千万里，未知何路到龙津！”这种雄心壮志百无一遂的浩叹，令人怵魄惊心。会昌五年春，商隐应从叔李褎（xiù）的招邀，到郑州、洛阳两地住了一段时间，代从叔撰写文章。十月，服丧期满，入京重官秘书省正字。会昌六年三月，武宗崩，宣宗即位。宣宗憎恶李德裕，四月罢为荆南节度使，九月以德裕为东都留守，李党大黜，牛党大重，武宗朝被贬的牛党五相牛僧孺、李宗闵、崔珙、杨嗣复、李珏同日北迁。宣宗大中元年，宰相白敏中与宣宗一道全盘否定会昌之政，提倡佛教，增设冗员，朝政昏暗，贬德裕为潮州司马，李党人物纷纷外放。李商隐被牛党视为叛逆，亦惶惶不可终日，于是受郑亚之聘，到桂州幕任幕府支使兼掌书记。郑亚是荥阳人，元和十五年进士，“聪悟绝伦，文章秀发”，会昌初入朝为监察御史，迁刑部郎中、中丞，由李回推荐，任给事中。其时商隐为秘书省正字，与郑亚相知，故郑亚外调，特邀他入幕。这次远涉桂林，行程近五千里，简直是万里投荒。“明年赴辟下昭桂，东郊恸哭辞兄弟；韩公堆上跋马时，回望秦川树如荠。”（《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他在长安东郊与家人告别，心中悲伤！三月初七动身，至五月初九到达桂幕，中经闰三月，花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途中曾经历风波之险，“破帆坏桨荆江中”，险些丢掉性命。但郑亚对商隐非常信任和关心，说是同病相怜也可，说是患难之交也可，凡郑亚权限之内所能做到的，就尽一切力量为他帮忙。开始请商隐掌书记，很快擢为支使，其职位仅次于正、副观察使，还奏辟带六品京衔。士为知己者用，商隐在桂幕为郑亚撰写了许多表、奏、状、启等公文，对郑亚深表感激。其《海客》诗曰：“只应不惮牵牛妒，聊用支机石赠君。”言其不怕旧交令狐绹嫉妒，愿以自己的文彩为郑亚效力。其年秋天，德裕被贬为东都留守后，将其会昌期间的奏议以及“册命典诰，军机羽檄”编成文集，请郑亚为之序，希望为会昌政绩留下实录。商隐承担了此项任务，代郑亚撰写《太尉卫公会昌一品集序》，称德裕“成万古之良相，为一代之高士”。郑亚与荆南节度使郑肃同宗，称他为族叔，入冬，派商隐往使南郡（湖北江陵）。在奉使途中，商隐写了《自桂林奉使江陵途中感怀寄献尚书》一首五言长诗，表达了对府主郑亚感激之情和两人之间真挚深厚的友谊。尽管他给令狐绹也写过不少的诗，但是没有一首有如此深沉的情感。舟行途中，他还编定了四六文《樊南甲集》，作了序。大中二年正月回桂林，郑亚派他去代理昭平郡（今广西平乐县）守。二月，郑亚被贬为循州（广西龙川县）刺史。商隐离桂州北归，五月至潭州，替湖南（治潭州，今长沙）观察使李回写了《贺马相公（植）登庸启》，李回没有聘用他。他想溯江西上，去投靠一位任西川节度使的远房表兄杜悰。船至夔、巫一带，考虑杜悰其人是牛党重要人物，为人刻薄寡恩，不可信，于是决计北归。在巴西写了《夜雨寄北》。秋初自江陵出发，入冬返长安，选为盩厓（陕西周至县）尉。三年春，谒见京兆府尹，留假参军，专主章奏。“是岁，葬牛太尉（僧孺），天下设祭者百数。他日，尹言：‘吾太尉之薨，有杜司勋之志与子之奠文二事为不朽。’”（《樊南乙集序》）在京兆府为掾曹，起草公文，锁牢门，封印鉴，辛苦忙碌，“归来寂寞灵台下，著破蓝衫出无马。天官补吏府中趋，玉骨瘦来无一把”。（《偶成转韵》）此时，令狐绹官运亨通，已由翰林承旨升知制诰，商隐为求职，曾几度向他陈情，令狐绹毫不理会。李德裕已谪贬崖州一年，商隐写作《旧将军》、《李卫公》，对他表达了深切同情与怀念。其年秋天，刘蕡客死于湓浦（江西九江市），商隐无限伤怀，因作《哭刘蕡》、《哭刘司户蕡》、《哭刘司户二首》。十月，武宁（治徐州）节度使卢弘止聘商隐为判官，得侍御史衔，从六品下阶。商隐携眷至洛阳安顿后，自己冒风雪沙尘之苦，于四年春到达徐州。接着奉使入京。五年春，弘止病死。商隐经洛阳携眷回京，昔时亲友零落殆尽，万般无奈，只好向已登相位的令狐绹陈情，得补太学博士，正六品上阶。但生活清苦，“官衔同画饼，面貌乏凝脂”。“仆御嫌夫懦，孩童笑叔痴。小男方嗜栗，幼女漫忧葵。”（《咏怀寄秘阁旧僚》）秋天，妻王氏病逝。其《房中曲》曰：“枕是龙宫石，割得秋波色。玉簟失柔肤，但见蒙罗碧。忆得前年春，未语含悲辛；归来已不见，锦瑟长于人！”分别多时，总算是回到京都，可是妻已下世，永无相见之日了。《赴职梓潼留别畏之》云：“桂花香处同高第，柿叶翻时独悼亡。”冯注引《南史·刘歊传》：“歊未死之春，有人为其庭中栽柿，歊谓兄子弇曰：‘吾不及见此实，尔其勿言。’及秋而亡。”“柿叶翻时”显指秋天，不必强解为“春夏之交”（见《集解》）。七月，柳仲郢任东川节度使，辟商隐为书记，十月达梓州幕，改判官，加检校工部郎中，从五品上。冬，赴西川推狱，至成都谒见杜悰，明年春，回梓州。七年十一月，编定《樊南乙集》，其自序曰：“三年以来，丧失家道，平居忽忽不乐，始克意事佛。”曾出资于长平山慧义精舍经藏院建石壁五间，以金字刻《妙法莲花经》七卷。柳仲郢于梓幕乐籍中挑选出歌舞伎张懿仙为商隐续弦，商隐婉言谢绝。“某悼伤以来，光阴未几，梧桐半死，才有述哀，灵光独存，且兼多病。眷言息胤，不暇提携，或小于叔夜之男，或幼于伯喈之女……兼之早岁，志在元门，及到此都，更敦夙契，自安衰薄，微得端倪。至于南国妖姬，丛台妙妓，虽有涉于篇什，实不接于风流。”（《上河东公启》）商隐自来东川后，经常生病，体质下降，又因寄居长安的儿女尚幼，家庭经济状况不好，故没有再娶的想法。“秋蝶无端丽，寒花更不香。”（《属疾》）张懿仙美丽的姿色，却不能引起商隐的兴趣。九年十一月，仲郢内调为吏部侍郎，途中朝令改为兵部侍郎，商隐随他回京。十年春抵长安，十月，仲郢充诸道转运使。本年，商隐未被聘用，往返京、洛，情绪低沉，颇多颓唐感伤之作。如《幽居冬暮》：

羽翼摧残日，郊原寂寞时。晓鸡惊树雪，寒鹜守冰池。急景倏云暮，颓年浸已衰。如何匡国分，不与夙心期！

这是悲哀的绝唱，凄厉沉痛，令人不忍卒读。十一年二月，仲郢罢转运使，充诸道盐铁使，奏商隐充盐铁推官，商隐遂有江东之游。十二年春，仲郢罢盐铁使，任刑部尚书。商隐罢盐铁推官，回郑州病逝，终年四十六岁。商隐死后，他的朋友崔珏写了《哭李商隐》二首，表示了深深的悼念。其第二首云：

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尝开。鸟啼花落人何在，竹死桐枯凤不来。良马足因无主踠，旧交心为绝弦哀。九泉莫叹三光隔，又送文星入夜台。

二

李商隐一生创作了多少诗文，很难有准确的统计。其《樊南甲集》序曰：“大中元年，被奏入岭当表记，所为亦多。冬如南郡，舟中忽覆，括其所藏，火燹墨汙，半有坠落。因削笔衡山，洗砚湘江，以类相等色得四百三十三件，作二十卷，唤曰《樊南四六》。”其《樊南乙集》序曰：“自桂林至是所为，已五六百篇，其间可取者，四百而已。”《樊南四六》甲、乙两集所收今体文总共八百三十三篇，四十卷。商隐生前是否编定过自己的诗集，不得而知。《新唐书·艺文志》：“李商隐《樊南甲集》二十卷，《乙集》二十卷，《玉溪生诗》三卷，又赋一卷，文一卷。”《宋史·艺文志》：“李商隐赋一卷，又杂文一卷，文集八卷，又四六甲乙集四十卷，别集二十卷，诗集三卷，《蜀尔雅》三卷，《杂纂》一卷，《杂稿》一卷，《金钥》二卷，《桂管集》二十卷，《使范》一卷，《家范》十卷。”李商隐的文学创作，以诗歌成就最高，然而至唐末已行散失。据南宋江少虞《皇宋事实类苑》记载，宋初杨亿“凡得五、七言诗，长短韵、歌并杂言共二百八十二首”。其后，钱若水“当留意摭拾，才得四百余首”。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商隐诗歌集最早最完备的本子是明嘉靖刊本《李义山诗集》，收录诗歌近六百首，后来流传的各本篇目大致相同。商隐的诗歌，内容丰富，题材广泛，体制多样。有反映现实社会的政治诗，有借古喻今的咏史诗，有自慨生平遭遇的咏怀诗，有深情绵邈的爱情诗。至于友朋酬唱之篇，代人答赠之什，以及写景咏物之作，亦不少见。各篇的具体解说见于本书编年诗中，这里仅作简括的介绍。

李商隐的父祖只做过县吏之类的小官，谈不上沐浴皇恩，所谓“我系本王孙”，是要面子的话，其实与唐宗室没有多大关系。商隐关心朝廷，关心政局并不表现在忧虑皇室的安危上，而是表现为一个正直的读书人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感。他敢批评皇帝，指摘朝廷（这两条李、杜皆逊谢不如），揭露和抨击各种时弊，甚至无所畏惧。早在弱冠之年做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的巡官时，于军旅中亲闻藩镇割据野心家的凶狂，亲见大军东征，耗尽国家财力而收效甚少，于是作《随师东》讥刺朝廷无能，用人不当，威令不行，功未成而尸骸遍地。甘露之变来得如此突然，宦官对朝官如此大规模的屠杀，旷古未闻，商隐愤慨万分，作《有感二首》直刺文宗误任非人致使国家遭祸，无辜被戮。文宗开成二年十二月，商隐扶令狐楚丧回京，旅次京郊，目睹西郊农村一片荒凉的悲惨景象：“农具弃道旁，饥牛死空墩。依依过村落，十室无一存。”诗人借农民之口叙述了唐王朝由盛转衰而至于摇摇欲坠的历程，表示愿意泣血剖心以闻于天子，又恐胥吏宦竖阻九重之门，最终只有发出“慎勿道此言，此言未忍闻”的浩叹。商隐诗歌的进步思想内容还表现在维护国家的统一，热烈讴歌平叛战争和抵御外族侵略所取得的胜利等方面。如《行次昭应县道上送户部李郎中充昭义攻讨》，指出叛镇必败，平叛必胜；《送千牛李将军赴阙》高度评价和赞扬了李晟在平定朱泚叛乱中所立下的赫赫之功；《赠别前蔚州契苾使君》历述契苾“奕世勤王”的功绩，赞颂其促成“蕃儿襁负来青冢，狄女壶浆出白登”的各民族和睦相处的大好形势；《复京》、《浑河中》、《韩碑》、《登霍山驿楼》、《井络》等诗都饱含了深厚的爱国思想。商隐一生正直，爱憎分明，他的政治态度不受朋党所左右。刘蕡于文宗大和二年应贤良对策，抗言极谏，遭宦官诬陷，被贬柳州。大中二年初，商隐自江陵返桂林途中与放还的刘蕡相遇于大江之侧，分别于黄陵，对这位“浩然有救世之志”的逆境人物表示了深切同情，因作《赠刘司户蕡》，其末联曰：“万里相逢欢复泣，凤巢西隔九重门。”同病相怜，不胜悲切。刘蕡于次年秋天客死湓浦，商隐悲痛万分，而且痛定思痛，一连写四首哭刘蕡的诗悼念他。“一叫千回首，天高不为闻。”呼天抢地，五内崩摧。如果说刘蕡是牛党重视的名士，那么李德裕真是牛党的死对头了。这位“万古之良相”远贬崖州后，商隐出于正义感，作《旧将军》、《李卫公》怀念他御回鹘、平泽潞的不朽功绩，对他的不幸表示深切同情和发自内心的慨叹。曾经是商隐的府主和患难之交的郑亚一再遭贬，商隐始终不忘他的恩情，在徐州幕府作《献寄旧府开封公》曰：“地理南溟阔，天文北极高。酬恩抚身世，未觉胜鸿毛。”郑亚贬死循州而归葬，当时商隐的妻子王氏亡故不久，他仍不顾道路泥泞，“泣过秋原”迎吊故府，不怕牛党猜嫌。如此深情厚义，岂是势利者所可比拟！相反，对争权夺利的官僚，腐败不堪的皇帝，他以诗歌为武器，给予辛辣的讽刺。小诗《赋得鸡》把那些贪馋的酷吏比做好斗的公鸡，专以妒敌自娱，岂愿为朝廷效力？“可要五更惊稳梦，不辞风雪为阳乌？”他们是一批不肯为朝廷为国家作奉献的寄生虫！《龙池》一首揭露唐玄宗霸占自己的儿媳杨玉环，册立为贵妃，纵情欢乐，无耻之极。其大胆立意与白居易《长恨歌》迥不相侔，却深刻揭露了李杨关系的本质。所以那些维护皇权的封建卫道者，几乎异口同声攻击义山“大伤诗教”。就此也可以看出诗人的叛逆精神。这也是当权者不能容他而困厄者与他为伍的一个重要原因。

李商隐托古讽今，写作了不少咏史诗，其品位之高、数量之多，罕有与其匹敌。比如《隋宫》一向为人称道，它以歌咏隋炀帝为题材，指出其荒淫招致亡国的结局。“地下若逢陈后主，岂疑重问后庭花？”措词何等深婉而警策。殷鉴不远，隋炀帝没有接受陈后主的教训，唐代君主难道重蹈杨广的覆辙吗？《北齐二首》歌咏北齐后主高纬宠爱冯淑妃而亡国的故事，把他们荒淫昏聩、不知死活的神情活灵活现地刻画出来，借以讥刺唐武宗与王才人之荒于游猎，寓危急于悠闲！《茂陵》以汉武帝比唐武宗，于赞扬其武绩的同时，也讥刺他好畋猎、宠女色，结尾以苏武自慨，在所谓中兴之盛的武宗朝并未受重用，武宗死后，诗人只有空空地回忆罢了。“谁料苏卿老归国，茂陵松柏雨萧萧。”留给自己的是无限的哀伤和叹惋。《马嵬》借马嵬之变旧闻为题，讥刺玄宗：“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以警当世君主。“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既有今日，何必当初！令人深思，发人猛醒。《景阳井》、《景阳宫井双桐》借美人之血痕，发兴亡之感叹，与后来的《桃花扇》、《长生殿》有异曲同工之妙。记得洪昇《玉钩斜》诗后半曰：“如今艳色埋山麓，昔日多情属帝家。遥指雷塘一抔土，荒烟何处问繁华。”（《稗畦集》）前后辉映，题材不同而意义相同。《汉宫》、《汉宫词》批判求仙的虚妄，《吴宫》、《齐宫词》写荒淫的君主殒身亡国的哀伤。《贾生》诗借贾谊左迁失志而自况，《东阿王》借曹植以多才见嫉，自哀身世的悲凉。“古为今用”，是因为古今有许多相同的地方。商隐的咏史诗，没有一首是单纯歌咏史事，都是针对当世之弊、有感于现实而发的，内涵丰富，旨意深沉，如同挞伐之鼓声，警世之钟声，令人震慑，启人深思。

李商隐还写了很多自伤身世的咏怀诗，这部分作品是诗人坎坷的一生的真实写照，是研究商隐生平和思想的重要依据。在这一类咏怀诗中，我们很少见到有如李白那种“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豪迈昂扬的气概和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的拯世济物的襟怀。他确实有过“匡国”的抱负，也唱出过“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的理想，可是更多的作品慨叹自己仕途失意，身世悲凉，就像俄国诗人莱蒙托夫咏唱着“破碎的希望”，英国诗人济慈咏唱着“悦人的悲伤”。他第一次到长安应进士试失败后，作《初食笋呈座中》以“忍剪凌云一寸心”比喻自己的凌云壮志受到摧折，然而这仅仅是开始。到他应宏博试遭暗算后，真的涕泗滂沱了。“玉盘迸泪伤心数，锦瑟惊弦破梦频。”（《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他已经哭过多次，并且在梦醒之后感到无路可走。他甚至预感到将来比现在更糟，“前溪舞罢君回顾，并觉今朝粉态新。”他多次以杨朱、庾信自比：“庾信生多感，杨朱死有情。”（《送千牛李将军》）“杨朱不用劝，只是更沾巾。”（《离席》）“洞庭湖阔蛟龙恶，却羡杨朱泣路歧。”（《荆门西下》）“可怜庾信寻荒径，犹得三朝托后车。”（《宋玉》）“苦吟防柳恽，多泪怯杨朱。”（《西溪》）他像庾信一样身世飘零，像杨朱一样泣于歧路。他也往往以多情而多才的宋玉自比，也有“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的牢骚：“宋玉平生恨有余，远循三楚吊三闾。”（《过郑广文旧居》）“楚天长短黄昏雨，宋玉无愁亦自愁。”（《楚吟》）“非关宋玉有微辞，却是襄王梦觉迟。”（《有感》）“料得也应怜宋玉，一生唯事楚襄王。”（《席上作》）才高见嫉，古今同理，屈原、贾谊是如此，商隐也是一样。他在京城做秘书省校书郎、正字等九品小官，有人嫉妒他，排挤他；在地方做幕僚，也遭嫉妒。“贾生年少虚垂涕”，“贾傅承尘破庙风贾生才调更无伦”，“贾生游刃极，作赋又论兵”，显然以贾生自况。他在《有感》中说：“中路因循我所长，古来才命两相妨。”他喜欢多才而不嫉才的谢朓：“谢朓真堪忆，多才不忌前。”（《怀求古翁》）长期外出做幕僚，官不挂朝籍，飘零和孤独永远与他相伴。“欲问孤鸿向何处，不知身世自悠悠。”（《夕阳楼》）“伶伦吹裂孤生竹，却为知音不得听。”（《钧天》）“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蝉》）“不须并碍东西路，哭杀厨头阮步兵。”（《乱石》）“梧桐莫更翻清露，孤鹤从来不得眠。”（《西亭》）“失群挂木知何限，远隔天涯共此心。”（《宿晋昌亭闻惊禽》）“春日在天涯，天涯日又斜。莺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天涯》）即使回到长安又怎样呢？“风朝露夜阴晴里，万户千门开闭时。曾苦伤春不忍听，凤城何处有花枝？”

（《流莺》）他青年时期曾有学道游仙的经历，后期在梓幕又刻意事佛，但始终摆脱不了现实的羁缚。四十四岁由蜀中回到长安，一年赋闲。“羽翼摧残日，郊原寂寞时。”已经走到了尽头。明年的“江东之游”，可谓回光返照。最后将悼亡和自伤融会在一起的《锦瑟》诗，是诗人一生的总结，恨曲也已唱完，“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最能代表李商隐诗歌成就的是他的享誉千秋的爱情诗。自清代以来，注释家尽可能地将这些有题和《无题》的爱情诗解说成政治诗，他们自己受惯了封建政治的熏陶，以无情者的心理揣测有情人的歌咏，动辄联想到商隐与令狐绹的政治关系。有的人把所有《无题》诗都说成是为令狐绹而发，巴望令狐绹提挈，故以艳诗寄托自己身世的遇合之感，如同楚辞中的美人香草，古诗之托夫妇以喻君臣。具体注释中的漏洞百出暂不详说，先看看商隐与令狐绹的关系有多深、有多真，再谈是否有必要晦涩其词、婉媚以顺上。史称令狐绹才能平庸，因其父令狐楚曾做过尚书仆射、诸镇节度使，又是牛党重要人物，故能在宣宗朝官至宰相，辅政十年。商隐在令狐楚幕府的时间最长，令狐楚令他与绹一起学为今体四六文，并与绹及其弟兄交游，彼此关系融洽，故商隐能作《赠子直花下》这样雅谑的诗，又在《令狐八拾遗绹见招》中称自己久抱临邛之渴，希望令狐绹关心他的婚姻大事。但是，请不要忘记，令狐绹是贵公子，并不是商隐的患难之交，当他认为商隐站在自己一边，服服帖帖的时候，愿意援之以手，比如助他中进士；一旦感觉到商隐并不看重朋党关系，甚至与李党人物有所接触，就翻脸不相认了。商隐应宏博试失败后所作《安定城楼》曰：“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难道不是针对令狐绹的吗？令狐绹任湖州刺史时，假惺惺地写信问候病中闲居洛阳的李商隐，商隐回信说：“休问梁园旧宾客，茂陵秋雨病相如。”（《寄令狐郎中》）商隐自桂林北归，令狐绹入朝拜中书舍人，充翰林学士承旨，商隐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向令狐绹陈情，求他汲引，未获理睬，商隐只好赴徐州。自徐幕归来，求为博士，官同画饼，面有饥色，王氏病故，又远走梓州。令狐绹对商隐有什么厚恩？先拉一把，后推一掌，什么德性？商隐怎会对他产生“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感情？况且彼此都很熟知，哪里用得着苦作艳诗婉曲其词以表达自己的求职愿望？商隐地下有知也会摇头。

李商隐诗集中的爱情诗总共一百多首，其中《无题》诗只有十七首（仅“万里风波一叶舟”一首不属爱情诗，见本篇注释）。商隐为什么会制作量的爱情诗？这些诗为谁而作？是否为诗人爱情和婚姻生活的实录？在探讨这些问题之先，我们必须检讨一下研究方法。揭人隐私，跟踪调查，重建档案，不是文学研究的目的。诗的本质是言志言情，不是交代问题。感情的真实最重要，让我们伸出双手、袒开襟怀去接受诗人最真实最美好的感情吧！李商隐有意埋没事情的真相，以“隐僻”的形式表达他的爱情，令我们感受到它的美丽、深邃和神秘，事幻而情真，猜不透，说不尽，这正是诗人要达到的目的。在认同上述基本看法的前提下，我们就不必苦苦搜求李商隐的恋爱对象，也不必将爱情诗曲解为“寓言”、“托讽”、政治诗，而是要承认商隐爱情诗的不朽的价值和崇高地位。人类社会有两件大事：一曰爱情婚姻，二曰生产劳动，这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夏禹的妻子涂山氏唱出了最早的爱情歌谣：“候人兮猗！”唐尧的百姓唱出了“日出而作”的劳动之歌。《诗三百》的首篇《关雎》将爱情和劳动结合在一起咏唱，直到今天仍是教科书中必读的名篇。唐代国力强盛，社会开放，女权发达，男女关系比较宽松自由，这是北宋以后各代封建王朝所不可比拟的。唐朝人对爱情和性爱的认识和热衷的程度，也是后来诸王朝所不可企及的。唐代众多的诗人中，会作爱情诗的大有人在，如沈佺期、王昌龄、李白、戴叔伦、刘禹锡、白居易、施肩吾、杜牧、温庭筠、韩愈、唐彦谦等男性诗人和李季兰、薛涛、晁采、杜秋娘、薛媛、鱼玄机、陈玉兰、赵鸾鸾等女性诗人都写作了许多讨人喜爱、为人传诵的爱情诗。至于李商隐，则是高出所有人之上的写爱情诗的专家，如果低估了这些爱情诗的美学价值，只想拉扯诗人与令狐绹的关系，服从所谓政治功用，不啻缘木求鱼、痴人说梦。李商隐的爱情诗内容丰富，体式多样，有早期歌咏和怀念使府后房歌舞伎的诗，以《天平公座中呈令狐令公》、《无题》（近知名阿侯）、《燕台诗四首》、《河阳诗》、《河内诗二首》、《春雨》、《即目》、《明日》等为代表；有在玉阳山学道和再谒故山时爱恋女道士、怀念宋华阳等人的诗，以《无题》（紫府仙人）、《昨日》、《当句有对》、《无题》（白道萦回）、《一片》（一片非烟）、《风》、《无题》（相见时难）、《碧城三首》、《药转》、《中元作》、《嫦娥》、《圣女祠》（松篁台殿）、《银河吹笙》等为代表；有怀念洛阳歌女“柳枝”的诗，如《柳枝五首》、《拟意》、《无题》（照梁初有情）等；有歌咏和思慕宫女的诗，如《可叹》、《镜槛》、《效徐陵体赠更衣》、《无题》（飒飒东风）、《拟沈下贤》等；有描写狭斜的诗，如《无题二首》（长眉画了、寿阳公主）、《无题二首》（待得郎来、户外重阴）、《齐梁晴云》、《板桥小别》、《蝇蝶鸡麝鸾凤等成篇》等；有戏赠、代赠的艳诗，如《赠歌妓二首》、《和友人戏赠二首》、《题二首后重有戏赠任秀才》、《代赠》、《代赠二首》、《代应二首》、《代董秀才却扇》、《代魏宫私赠》、《代元城吴令暗为答》等；有反映诗人和妻子王氏婚姻生活的诗及妻子死后的悼亡诗，如《病中早访招国李十将军遇挈家游曲江二首》、《漫成三首》、《摇落》、《因书》、《夜雨寄北》、《念远》、《凤》、《寓目》、《思归》、《七夕偶题》、《辛未七夕》、《房中曲》、《相思》、《王十二兄与畏之员外相访见招小饮时余以悼亡日近不去因寄》、《昨夜》、《西亭》、《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鸳鸯》、《壬申闰秋题赠乌鹊》、《七夕》（鸾扇斜分）、《李夫人三首》、《锦瑟》等。这些爱情诗是不是诗人爱情生活的真实记录？诗人到底有多少恋爱对象？早在1927年，苏雪林任教苏州东吴大学时，曾撰写过一本《李商隐恋爱事迹考》，次年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后改为《玉溪诗谜》，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中考证李商隐有四种恋爱对象：女道士、宫人、妻、娼妓，并且对前二种对象作了重点考察。关于女道士，仅宋华阳一人有姓名，而且不是真名，其人曾在长安华阳观修道，故商隐于诗中称她“宋华阳”，她先在玉阳山道观住过，与商隐为道友。商隐有思慕宫女的诗，唐代宫禁甚宽，宫人与外界交通比较方便，有的甚至逃逸不归，宫女与外间男子恋爱的故事也常有发生。但苏雪林说商隐与宫中的妃嫔杨贤妃、卢飞鸾、卢轻凤恋爱，是因参与宫中醮祭与她们相识的，此皆想象的话，并无根据。（请参考《玉溪诗谜正续合编》，1988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我们还是尊重诗人自己的说法：“至于南国妖姬，丛台妙妓，虽有涉于篇什，实不接于风流。”（见前）诗人青年时代曾在河内故乡、河阳、洛阳、郑州等地漫游，出入公卿士大夫之间，接触过不少身份地位不同的女性，写过一些艳诗，并无恋爱事实。他同洛阳商家女“柳枝”有过邂逅，因彼此身份的差异而中止往来。他在玉阳山学道时，同女道士宋华阳姐妹三人关系亲密，但她们后来与永道士交好，疏远了商隐。《寄永道士》诗曰：“君今并倚三珠树，不记人间落叶时。”商隐婚于王氏是宏博试失败之后，心知已得罪令狐绹，不得不另有依靠，他的连襟韩畏之同年也起了媒介作用。杨柳《评传》以为“远在李义山登进士第前，长期居住东都洛阳，就遇见了王氏女”，并无实据。义山深爱王氏，婚后生活贫困，但夫妻和睦融洽，即使远在桂幕，也无日不思念妻子。王氏死后，诗人悲痛之极，写了很多悼伤的诗，动人心魄，催人泪下。他一直到最后寂寞地死在郑州故居，也没有再娶。详察古今的爱情诗，优秀的篇什几乎随处可见，但就个人创作而言，能与商隐齐足并驰的，没有一人。这里并不完全归功于诗人创作技巧的高明，必须看到商隐怀抱中那一颗硕大的、真诚的、灼热无比的爱心和由这颗心迸发出的光芒四射的爱情，它好像比丘比特的神箭更具有灵性，谁一接触到它，就会由愚昧变得聪明，由冷漠而至于感动。它给人一种启示：爱情和性爱是人类最生动最美好的禀性，无论沧海桑田、几世几劫，爱，是终古不灭的。多少年来，文学史家习惯说：“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有谁承认李商隐伟大？在笔者看来，李商隐同李白、杜甫鼎足而三，他是空前绝后的伟大的爱情诗人。

三

扬雄《答刘歆书》自谓“心好沉博绝丽之文”。李商隐的诗可谓沉博绝丽之诗。诗人少年时代曾“悬头苦学”，“五年读经书，七年弄笔砚”，文学根基深厚，知识广博，加上他个人的卓尔不群的天赋，所以能创作出深沉博厚、美妙绝伦的诗歌。就诗的体裁而言，各种诗体他都兼善；从艺术成就上看，他独辟蹊径，自立门户，为中国诗歌宝库增添了举世瞩目的奇珍。由盛唐到晚唐，时局发生了巨大变化，诗界也经历了许多变迁，昂扬壮丽、宏亮激越的音调一变而为低回婉转、凄艳缠绵的音调。晚唐诗歌的“变态”，别有一番景象：灼灼西颓的红日，似乎比冉冉上升的朝阳更加绚丽辉煌。“风格即人”，什么样的人就会有什么样的艺术风格。李商隐一生不幸，常自比为歧路上的杨朱，也经常体验着屈原、宋玉、贾生、庾信那种幽忧穷蹙、怨慕凄凉的情怀，但他毕竟是唐朝人，必然用本朝人所喜闻乐见的诗歌形式来表达这种感情，于是自觉地靠拢“沉郁顿挫”的杜甫，更喜爱那位无路可走而被上帝接去的天才诗人李贺，学习他凄艳奇诡的诗风，终于创造出一种哀艳缠绵、情遥旨远、深沉婉曲、扑朔迷离的特殊风格。读他的诗，会感觉到诗中有谜，谜中有谜，愈转愈奇，奇丽无比，给人以不尽的联想，也给人以幻灭的悲哀，回味愈久，而炙愈出。李商隐的诗以七律最胜，而他的七绝、五绝、五律、排律、五古各体中都有第一流的佳构。清代薛雪《一瓢诗话》曰：“李玉溪无疵可议，要知前有少陵，后有玉溪，更无有他人可任鼓吹，有唐惟此二公而已。”得此殊荣，义山当之无愧。从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度和广度方面看，李商隐不及杜甫；从诗歌艺术的创作方法上看，则各有千秋，甚至后胜于前。杜甫重视生活经验，脚踏实地地描写客观现实中已经发生的事实，抒发已经经历过的感情，言言皆实，有迹可寻，后人称其诗为“诗史”。李商隐一部分作品如同杜诗那样写实，如《行次西郊》、《有感二首》、《重有感》、《韩碑》等，另一部分作品既不同于杜甫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李白故作佯狂的浪漫作风，而是名副其实的“跟着感觉走”，写他的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主观感受，惟适己意，不求人知，不要别人说好，只要自我感觉良好；一个意念，一瞬间的感觉，稍纵即逝的心曲，举凡心灵隐秘不能已于言而又不欲明告于人者，皆可发于吟咏；他极力回避现实，而侧重于敏锐的感觉、奔放的想象，借助隐喻和意象来描绘自然景色，来抒发微妙情旨，努力探求内心的“最高真实”。这就是李商隐天才的创造，是中国诗歌发展道路上的一次大跨越，从根本上打破了从前以直抒胸臆、白描景物为主的老传统，把诗歌艺术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直欲与今天所谓“现代主义诗潮”接轨。比如《燕台诗四首》，迷离恍惚，示人以若有若无之意，徘徊于似懂非懂之间，却不忍割弃，大有意味可掘，然而不是现成的接受，一定要与作者商量，共同开发，于是读者与作者在追求探寻的过程中，共同享受着美感，如双鹄并翔，青天浮云，浩荡万里，各随所至而息。可惜宋代以后的上千年岁月中，诗人、词曲家很少有人能继承发扬《燕台诗》的作风，又回到老路上去了。商隐创造了早期朦胧诗、象征诗，这类作品不在少数，有些比《无题》更难懂，如《七月二十八日夜与王郑二秀才听雨后梦作》、《河阳诗》、《河内诗》、《拟意》、《镜槛》、《杏花》、《肠》、《寄远》、《碧瓦》、《嘲桃》、《代赠》、《齐梁晴云》、《景阳宫井双桐》、《锦瑟》等。《听雨后梦作》借助道教审美意识、梦幻意识和意识流叙写诗人身世之多艰，梦境变化之大、速度之快令人应接不暇：

初梦龙宫宝焰然，瑞霞明丽满晴天。

旋成醉倚蓬莱树，有个仙人拍我肩。

少顷远闻吹细管，闻声不见隔飞烟。

逡巡又过潇湘雨，雨打湘灵五十弦。

瞥见冯夷殊怅望，鲛绡休卖海为田。

亦逢毛女无憀极，龙伯擎将华岳莲。

恍惚无倪明又暗，低迷不已断还连。

觉来正是平阶雨，独背寒烛枕手眠。

《肠》运用内心独白的手法将情绪知觉化，对“一肠九回”的痛苦作了深层的透彻的描写，把微妙的内心世界表现得淋漓尽致，令人耳目一新：

热应翻急烧，冷欲彻空波。

隔树澌澌雨，通池点点荷。

倦程山向背，望国阙嵯峨。

故念飞书及，新欢借梦过。

染筠休伴泪，绕雪莫追歌。

拟问阳台事，年深楚语讹。

这类诗歌带有先锋性、实验性，与传统诗歌截然有别，可谓前无古人。那些擅长章句之学的专门家，到此也难免颠倒失据呢！商隐的诗贵在创新，诗中的艺术形象不是明晰的固定的物象，而是意象，是从心灵的眼所见到的图画，一种模糊的视觉印象，它具有象征、暗示、派生等多种功用，因而更具有丰富性。尤其是那些难以言说、不堪启齿的内容，都可以借助它来表述。李商隐的好多爱情诗，就是凭藉视觉意象来传达隐情的。比如：“醉起微阳若初曙，映帘梦断闻残语。愁将铁网罥珊瑚，海阔天翻迷处所。”（《燕台诗四首》）“碧城冷落空蒙烟，帘轻幕重金钩栏。灵香不下两皇子，孤星直上相风竿。”（《河内诗》）“忆得鲛丝裁小卓，蛱蝶飞回木棉薄。绿绣笙囊不见人，一口红霞夜深嚼。”（《河阳诗》）“阆苑有书多附鹤，女床无树不栖鸾。”“紫凤放娇衔楚佩，赤鳞狂舞拨湘弦。”“玉轮顾兔初生魄，铁网珊瑚未有枝。”（《碧城三首》）“金蟾啮锁烧香入，玉虎牵丝汲井回。”（《无题》）“曾是寂寥金烬暗，断无消息石榴红。”（《无题》）这些都是由爱情心理而生成的意象。又如“绫扇唤风阊阖天，轻帷翠幕波洄旋。蜀魂寂寞有伴未？几夜瘴花开木棉。”（《燕台诗四首》）“想象铺芳缛，依稀解醉罗。散时帘隔露，卧后幕生波。”（《镜槛》）“真防舞如意，佯盖卧箜篌。”“鱼儿悬宝剑，燕子合金瓯。”（《拟意》）“自摧明月移灯疾，欲就行云散锦遥。”（《利州江潭作》）“巴陵夜市红守宫，后房点臂斑斑红。堤南渴雁自飞久，芦花一夜吹西风。”（《河阳诗》）“小亭闲眠微醉消，山榴海柏枝相交。水文簟上琥珀枕，傍有堕钗双翠翘。”（《偶题二首》）这些都是由性爱心理而萌发的意象。有人以为“楚雨含情皆有托”，所托都是政治或是巴望令狐绹的寓言。这种理解是错误的。这句诗出自商隐《梓州罢吟寄同舍》的颈联：“楚雨含情皆有托，漳滨多病竟无憀。”此言同舍各有所爱的对象，我独因病无聊。“楚雨”即《高唐赋序》之“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指同舍所恋之女性。这句诗本是写同舍与官妓的恋爱关系，别无寓意。或问“一自高唐赋成后，楚天云雨尽堪疑”（《有感》），如何理解？请看本篇的“简释”，兹不赘述。要之，与其从诗的外部搜寻一些不相干的东西说诗，不如就诗的本身说诗，商隐的想像力是视觉性的，他企图要我们看见他心中所看见的。

李商隐想象丰富、知识博奥，他将白描、比喻、象征等多种手法结合起来，去捕捉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现实生活以及宇宙自然中的各种形象，予以新意义、新价值，融入各种题材的诗中，形成一种百宝纷呈、五色炫耀的风格。美人香草、珠光宝气、鸟兽虫鱼，皆琳琅满目。宋人黄鉴的《杨文公谈苑》说：“义山为文多简阅书册，左右鳞次，号獭祭鱼。”敖陶孙《诗评》曰：“李义山如百宝流苏，千丝铁网，绮密瑰妍，要非适用。”诗并不是以适用为标准，重要的在于审美价值。冯浩曰：“爱其设采繁艳，吐韵铿锵，结体森密，而旨趣遥深。”（《玉溪生诗笺注序》）这样评价是公允的。色彩浓丽，品物饶多，用典繁密，错落有致，这给读者增加了知识，也增加了欲望。比如：“帷飘白玉堂，簟卷碧牙床。”（《细雨》）写使府歌妓室内陈设之美。“疏帘留月魄，珍簟接烟波。”（《街西池馆》）写池馆之清幽。“结带悬栀子，绣领刺鸳鸯。”（《效徐陵体赠更衣》）写官妓装束之美好。“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无题二首》）写贵族家妓猜拳罚酒的饮宴场面。“羊权虽得金条脱，温峤终虚玉镜台。”（《中元作》）写失恋的怅惘之情。“蜡照半笼金翡翠，麝熏微度绣芙蓉。”（《无题四首》）写离别恋人之后的不眠之夜。“冰簟且眠金镂枕，琼筵不醉玉交杯。”（《可叹》）写无缘与所思女子赴宴，惟有孤眠而已。“河伯轩窗通贝阙，水宫帷箔卷冰绡。”（《利州江潭作》）写龙宫水府为神龙与武后母的好合提供方便。“露气暗连青桂苑，风声遍猎紫兰丛。”（《药转》）写女冠堕胎的事已为众女所知。“彩树转灯珠错落，绣檀回枕玉雕锼。”（《富平少侯》）写贵族侯王的奢侈。“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锦瑟》）写诗人丧妻之后的孤寂哀愁。事例极多，难以悉举。诗中出现的人物有东方朔、崔罗什、玉郎、萧史、洪崖、王子晋、赤凤、秦宫、襄王、宋玉、陈后主、隋炀帝、曹植、王羲之、阮籍、刘桢、沈约、何逊、谢庄、庾信、青女、素娥、嫦娥、凤女、萼绿华、杜兰香、湘妃、楚女、西施、宓妃、赵飞燕、李夫人、苏小小、冯小怜、卓文君、西王母、郑樱桃、卢莫愁等等一大批人物，而且每人都有一套故事。诗中的境地有瑶池、碧城、玉楼、瑶台、紫府、阆苑、玄圃、蓬莱、楚宫、高唐、章台、白门、汉苑、龙宫、九成宫、华清池、芙蓉塘、曲江、玉阳观、圣女祠、蓝田、江潭、上清、河阳、石城、花县、南塘、缑山、梁园、华阳洞等等仙境和人间的地名。至于花卉草木、鸟兽虫鱼、器用服饰等等，不可胜数。而且这些人物、境地、器物都具有一定的象征性，令人扩大了视野，丰富了想像力。诗中拥有众多的形象，让形象说话，显示出它的美丽、丰富、神奇、飘渺，避免了单薄、空泛、平淡、浮滑，若从李商隐学做诗，就可以改正粗浮轻率的毛病。

构思精巧，语言含蓄委婉，形成深邃的意境、绵邈的情思，令人回味不尽，这是商隐诗歌艺术的又一特色，在他的七律、七绝中表现尤为突出。比如：《马嵬》、《隋宫》、《圣女祠》（松篁台殿）、《银河吹笙》、《无题》（昨夜星辰）、《无题》（飒飒东风）、《无题》（相见时难）、《重过圣女祠》、《楚宫二首》（月姊曾逢）、《药转》、《利州江潭作》、《茂陵》、《无题二首》（凤尾香罗、重帷深下）、《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二首》、（浪笑榴花）、《北齐二首》、《夜雨寄北》、《宿骆氏亭》、《梦泽》、《无题》（白道萦回）、《齐宫词》、《钧天》、《过楚宫》、《龙池》、《嫦娥》、《海客》、《寄远》、《漫成五章》（李杜操持）等等。又如五绝中的《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天涯》、《乐游原》（向晚意不适），五律中的《晚晴》、《落花》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这些特色。《马嵬》写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构思巧妙，从遥远的海外仙洲落笔，否定了所谓贵妃之神的存在，断言李杨关系彻底完蛋。颈联“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属对工巧，句法倒装，语气含蓄幽默，而讽刺极深刻，比《长恨歌》“六军不发无奈何”至“回看血泪相和流”六句表述更优美、内涵更丰富。《隋宫》起句“紫泉宫殿锁烟霞”自半空落笔，气势高迈。偌大的长安城被隋炀帝玩腻了，如今朱门紧闭，烟锁云封，这位荒淫君主远幸江都，直欲在此安家，再不回长安了。真是荒唐到极点。颔联更推进一层说，若不是李唐取代了隋王朝，场帝的“锦帆应是到天涯”了。推断完全合理，符合炀帝游乐无度的行为。颈联仅举“腐草无萤火”一例足见场帝造成的殃害之深。尾联写他死后，其魂魄在阴间仍改变不了荒淫的本性，故以“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的设问诘难之，问得有理，是诘难也是警告，有无穷的意味。构思的巧妙，语言的含蓄婉曲，都卓绝惊人。《无题》（飒飒东风）一开始写细雨轻雷由远而近，象征女子所渴慕的爱情悄然到来，这样开头很别致而且饱含情意。《毛诗·卫风·伯兮》写思妇渴望征夫归来却大失所望：“其雨其雨，杲杲出日。”与“飒飒东风细雨来”正好相反。现代歌曲有《毛毛雨》，商隐有《细雨》（帷飘白玉堂），都与爱情有关。结尾“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莫让爱情的花儿像春花一样舒枝怒放，刻骨相思会带来失望和悲伤）有不尽的缱绻之情和苦涩意味。商隐心细如丝，常把自己的感觉、感受、情意、体验用细腻的语言表达出来，韵味深长，让人久久回想。《无题二首》（重帷深下）的“重帷深下莫愁堂，卧后清宵细细长”写少女因相思而长夜难眠，笔触多么细腻传神，令人神往。《楚宫二首》的“已闻佩响知腰细，更辨弦声觉指纤。暮雨自归山悄悄，秋河不动夜厌厌”写得细致入微，情景如见。《蜂》写所思女子体态的轻柔：“宓妃腰细才胜露，赵后身轻欲倚风。”同样细腻。《即日》（一岁林花）写诗人自己惜花伤春重吟细把真无奈，已落犹开未放愁。”把玩春花，沉吟不已，落者自落，开者尚开，而愁绪难排。写得细致婉曲，意境自深。商隐的律诗和绝句，更于结尾处下功夫，能产生特殊的效果。如《夜雨寄北》的“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中元作》的“有娀未抵瀛洲远，青雀如何鸩鸟媒”，《荆门西下》的“洞庭湖阔蛟龙恶，却羡杨朱泣路歧”，《碧城三首》的“武皇内传分明在，莫道人间总不知”，《马嵬》的“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圣女祠》的“寄问钗头双白燕，每朝珠馆几时归”，《流莺》的“曾苦伤春不忍听，凤城何处有花枝”，《茂陵》的“谁料苏卿老归国，茂陵松柏雨萧萧”，《回中牡丹》的“前溪舞罢君回顾，并觉今朝粉态新”，《与同学李定言曲水闲话戏作》的“莫惊五胜埋香骨，地下伤春亦白头”，《锦瑟》的“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悼伤后赴东蜀辟》的“散关三尺雪，回梦旧鸳机”，《乐游原》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诗人多用逆挽法结尾振起全篇，给人以明星般的启示，深化了诗的意境，升华了诗的主题。形式上结尾了，然而它所生发的缠绵而悠久的情思是说不完道不尽的。这几乎成了李商隐的专利，别人即使有，也不多。又如五言古诗《房中曲》，是商隐的悼亡诗，结尾说：“今日涧底松，明日山头蘖，愁到天地翻，相看不相识。”苏轼有悼念亡妻的词《江城子》，其中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比较一下，后者是从前者学得的，都写得好。商隐的五言古诗如《行次西郊作一百韵》学杜甫，七古《韩碑》学韩愈，风格古朴苍劲。《海上谣》学李贺，风格奇丽幽峭。五言排律《自桂林奉使江陵途中感怀寄献尚书》、《送从翁从东川弘农尚书幕》、《念远》、《肠》等，风清骨峻，跌宕振踔，也具有明显的个性特色。商隐的诗歌，修辞精审，格律严谨，用典恰切，属对工整，这从前面所举许多诗例中得到证明，这里不更详说了。

李商隐是一位刻苦地向前人学习、在诗歌艺术的园地里辛勤耕耘、勇于开拓的诗人。他向屈宋《楚辞》学得了“寓意深而托兴远”的方法，向六朝诗人潘岳、何逊、徐陵、庾信学得了绮艳和典丽的风格，向杜甫学得了“沉郁顿挫”的作风，向李贺学得了瑰奇诡异的殊调，创造了凄艳感伤的诗篇。人世间并不是到处都充满了幸福和阳光，任何个人也不是一辈子都风调雨顺，各人都有不同程度的伤痛，所以悲哀的艺术能引起许多人心灵的震颤和同情的眼泪。

因此，商隐的诗并不因缺少昂扬乐观的情调而降低了艺术效果，相反，他唱出悦人的悲伤而赢得世人的喜爱，他几乎全凭这个取胜。在他以后，晚唐的韩偓，北宋的杨亿、刘筠等西昆派诗人，直到清代的黄景仁，20世纪的苏曼殊、郁达夫、黄季刚等，都在诗的风格上效法李商隐。唐宋婉约派的词人也深受他的影响，但是没有人赶得上他。当然，任何伟大诗人的全部诗歌中不可能没有平庸之作，商隐的诗中也有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比较差的作品，但不超过全诗的百分之一。

编注《李商隐诗全集》的目的是为了给广大诗歌爱好者提供一本李商隐全部诗歌的通俗、简明的注释本。全诗按商隐生平先后大致作了编排。文字校勘方面，以四部丛刊影印《李义山诗集》为底本，参校了朱鹤龄、冯浩等人的笺注本。注释和评解酌用了朱、冯以及张采田、黄侃、叶葱奇、苏雪林、杨柳、刘学锴、余恕诚等人的研究成果，凡引用诸家之言，必说明出处。《文心雕龙·序志》有云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此理于本书亦然。义山生前最称许刘迅的两句话 [1] ，其语曰：“是非系于褒贬不系于赏罚，礼乐系于有道不系于有司。”我常默记心中，坚信不疑。限于笔者闻见，书中难免有缺点错误，请读者、专家指正。